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5月4日发表专栏文章《种族、阶级和忽视》，指出美国国内的众多问题越发的激化，同时指责美国国内的保守派人士只是一味地强调“价值观”，而忽视最根本的经济原因。以下是全文，供参考。

每一次你被诱导着说美国在种族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偏见不再像过去那般重要的时候——就会伴随着暴行的发生，打击你的自鸣得意。我希望，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意外，仅仅是因为这一次公平正义有了真正实现的机会，它才显得如此特别。

尽管巴尔的摩(Baltimore)暴乱具有破坏性，但至少起到一个作用：引起人们对于美国怪诞的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它正毒害着众多美国人的生活。

但我的确担心这次事件中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集中性可能会向人们传达出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减轻贫穷和社会隔离仅仅与黑人相关。事实上，很多——虽然不是所有——我们看到的发生在巴尔的摩和许多其他地方的恐怖暴乱与阶级相关、与极端并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相关。

以健康状况和死亡率为例。很多人都指出，在巴尔的摩，很多黑人社区居民的平均寿命比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的还要低。但从国家层面来说，真正让人震惊的是不同阶级之间死亡率的差距一直在上升，即便是白人也无可避免。

最显著的一点是，白人女性的死亡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大幅度上升，当然，主要集中在穷人和受教育层度低的女性群体。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白人平均寿命一直在下降，（形势之严峻）让人联想到后苏联时期类似的状况。

不平等和机会匮乏导致了过度死亡，即使在这些案例里，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一些自我毁灭性行为：过度使用处方药，吸烟，肥胖构成了许多早逝的原因。但导致这些行为如此普遍的原因却与经济息息相关，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上千万人的落后。

让人沮丧的是，一些时事评论员还在强调贫穷只是价值观的问题，好像穷人只是做出了莫名其妙的选择，而如果他们接纳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一切就都会好转。也许，只是也许，四十年前这个论点还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如今，中产阶级价值观显然只会在提供中产阶级工作的经济体开花结果。

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很早之前就指出，实际上，广受抨击的黑人群体的社会改变和传统家庭减少一样，原因都是市中心贫民区不再有报酬优惠的工作。他的论点包含了一个含蓄的预测：若其他种族群体也遭遇这样工作机会匮乏的情况，他们的行为也会有类似的改变。

事实证明便是如此。随着结婚率骤减，非婚生子增多及其他问题，黑人的薪资待遇落后——对一半男性工人来说实际上工资是下降的——工作也不稳定。

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写到：“黑人一直以来面对着（以后也将继续面临）独特的挑战。越来越少有技术的黑人结婚、上升为中产阶级。而当我们寻找其中的原因时，可以发现，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与越来越多白人不结婚、不采纳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原因是相同的。”

情况如此，但正如我所说的，让人沮丧的是仍有评论员不断暗示贫穷是穷人自己导致的，若他们表现得像上层中产阶级，他们可以轻松摆脱贫穷。

同样令人心痛的还有评论人士编织了另一个“揭露真相”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已经投入巨额资金消除贫穷，但徒劳无功（你看，原因还是在于价值观）。

实际上，联邦在根据收入调查结果而确定的项目和医疗补助中的投入一直在1%和2%G.D.P.之间波动，经济衰退时增长，经济恢复时则减少。这些投入并不多——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且并非所有资金都流向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尽管如此，为改正数据中这些众所周知的错误，我们采取的措施显示，扶贫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若我们对贫困人群能再慷慨一点点——正如我们想象自己的那般慷慨，那么我们将收获更多进步。

关键是，在思考美国贫穷的罪恶时，我们不应为宿命论寻找借口。耸耸肩，无所谓地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价值观是一种恶意忽视的行为。穷人们不需要我们的道德说教，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这是我们能提供的——以及更好的经济机会，这是我们同样能够提供的，从提供就业培训到落实补助，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巴尔的摩乃至美国，需要表现出更多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