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奇怪，一家叫亚特兰大的美国公司过去30年间在太平洋两岸的生意一直很红火。该公司总部在加州，往中国工厂发订单生产小型家具。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利奥·达达施提(Leo Dardashti)一直坚持把中国作为其公司的生产基地，不管成本在上涨。这源于他与对岸工厂主之间的相互信任。他也相信，中美两国特别般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美国这样的购买力，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拥有像中国这样的生产力。”他表示，如果他想要在几个月内就拿到40万件家具并在全美各地商店销售，只有中国可以有这个供货规模。
他经常前往中国，有时一个月一次。他表示，他与为他生产货物的工人建立起的友情是他做生意的基础。不仅仅是眼神交流和微笑，“我坐在他们工厂里的时候，相对来说我是大买家，但是我得谨慎小心地维系这种关系。我要让他们喜欢上我，告诉他们我的观点和目的，给他们好价钱。这都是谈判而来的。”他认为谈判是门艺术，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彼此交往中也应该运用这门艺术。
相反，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好像正彼此渐行渐远。中国人认为美国变得越来越霸道，而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变成欺负邻国的暴徒，这些邻国中有一些是美国的忠实盟友。新加坡是一个适合去观察这种紧张关系的地方。新加坡想要强大的美国在亚洲地区存在，以制衡中国，但同时它也努力从中国视角看等问题。新加坡学者认为，与美国打交道的一个大难题在于美国信仰体系的“普适性”，诸如人权等普世价值观观。与中国相处的问题是历史，历史追溯到很远，也几近可视为是一个普遍真理。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院长王赓武称，中国对美国一直不变的超级大国感觉尤其感到恼怒，尤其是在中国历来视为自己的影响范围内的地方。他承认美国将该地区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并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但是，在中国看来，这点并不能就让美国在其后院成为永久的霸主。中国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地位得到认可。“永远维持现状的想法和中国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纵观中国历史，唯一的准则就是变化。”
关系紧张的另一个来源是规则。王赓武表示，对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来说，西方有关海洋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一成不变，令人十分讨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一切都是可以谈判的。”帝国主义和传教士同时来到这个地区，其历史使得他们对绝对价值很谨慎。他解释道：“我们知道西方思想的规则源自长期的法律传统，但是讲究现实的人认可法律是变化的。”
美梦还是噩梦？
然而，中国固执己见，尤其在对政治体制，同时在对待邻国的方式方面也是如此。新加坡特使考斯甘想解释中国“严重猜疑”西方普遍性态度的合理性。他解释称，在公众舆论动荡时期，中国政府正力图维持内部稳定。对执政者来说，这就是维持中国共产党执政。
考斯甘还指责中国依据所谓的历史主权声明而引发了邻国警惕的“恶毒的民主主义”。他对中国是通过公认的准则还是武力来寻求主权。“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别的单一因素决定了中国梦会不会成为这个地区的噩梦。历史记录很混乱，中国表现得前后不一致。超级大国有责任使得中国只实现部分梦想，以便该地区各国安心。”
正如这份报告里所争论的，太平洋地区是一块互联互通的区域。大洋两岸的互联互通比以前加强了，一部分原因是小国需要联合起来成为制衡所在地区强国的力量，另外的原因是由于这些小国需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强邻栓在一起，为的是离不开他们。东南亚与中国、拉丁美洲与美国就是这样的关系。
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这些联系在实质上会变成是跨太平洋的关系，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增长动力正放缓。东亚在美洲各国的投资会增长，为的是涌向美国大市场。日韩两国也许渴望让其贸易关系多样化，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一个关心自己经济前景的中国也许会表现得挑衅，但是如果中国的关注点在国内的稳定上，那么它就很可能将和太平洋近邻的贸易协定视为维稳的方法，这一点非常类似于1951年的《欧洲煤炭钢铁联营》（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联营让德国和法国这两个老对手携起手来，为成立欧盟奠定基础。
中美两国也是由于相互依赖而捆绑在一起。事实上，就像考斯甘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捆绑关系也许会加深彼此战略上的不信任。极端可能的是，太平洋两岸的经济实力与在各方都认定的大西洋各国的摧毁一样0，这就能帮助阻止冷战变成一场热战。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尽管中国自信满满，但是它赞同西方市场模型的一些原理，苏联却不曾这样。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问题方面进行战略对话，他们眼下正洽谈一项双边投资协议，据美国官员称，该协议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抱有热望。由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提供的一项有关亚洲地区意见领袖的民意测验显示，83%的中国人认为，在未来10年内，美国将仍然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如果美国想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支持确保自由贸易和自由海洋的体系建立，美国也许要接受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相对实力衰落。这意味着可能要采用具有潜在风险的战略决策，例如，允许其在战后和日韩结成的安全联盟变成更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也意味着允许其区域安全联盟国强盛起来，不以美国为中心。这些国家中如果包括中国在内，那就更好了。
正如在所有的成功谈判中一样，美国和中国彼此都需要迁就对方。有了这样的精神，太平洋地区才可能创立新的规则和体系，以适合21世纪。就像达达施提务实地一句话：“我们需要他们，他们需要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