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的第28条提出“改进和完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体现创新的经济价值。研究建立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更为关键，推动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同样越来越重要，这表明以GDP论英雄的考核指挥棒已被摒弃，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在国家层面迫切需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即建立地方激励的新机制。

如何看待GDP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的简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导致百业凋敝、民生艰辛,严重冲击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政府尚未建立起官方统计体系,仅知道经济形势的零星信息,缺乏刻画经济全貌的关键指标,导致经济决策犹如在黑暗里摸索,异常艰难，经济危机迫使美国开始建立经济总量测度体系。193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为应对经济危机,在国会的要求下,商务部同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密切合作,开创性地编制了1929—1932年全美国民收入数据。最初的统计指标是“国民收入”(NI),而不是GDP。1934年1月4日,美国商务部内外贸易局向国会金融委员会正式呈递《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这一天被后人视为GDP的诞生日。与此相似,在1947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斯通也撰写了报告《国民收入和相关总量的定义和测度》。

现代真正意义上的GDP诞生是在1965年,美国统计部门首次编制分产业的GDP数据,以更好地把握生产结构特征。但是,直到1991年,美国才正式将GNP统计改为GDP统计,以同就业、生产率和工业产出等核心经济指标保持一致。美英两国的统计实践成为GDP国际统计标准的基石，在美英两国上述实践的基础上,联合国以GDP统计为核心,于1953年、1968年、1993年和2008年分别推出“国民账户体系”(SNA)共4个版本,作为宏观经济统计的全球标准。因为上述开创性的贡献,库兹涅茨和斯通两位经济学家分别于1971年和198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上世纪30年代,GDP等经济总量指标诞生之时,正是凯恩斯发表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之际。从此,GDP核算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支柱,而宏观经济学也成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经世济用的超级“显学”。但对GDP是否科学的质疑也始终伴随着这个尽人皆知的统计指标，为此改进和完善GDP核算方法一直是联合国统计司和世界各国统计界研究的重点。

GDP等经济总量的核算方法和统计制度建立已81年，现被世界各国所采纳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所在国的决策者判断经济走势、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预测提供了根本的依据。以美国为例，通过GDP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决策,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如在1945年之前的92年间,美国经济出现6次严重萧条,其中最严重的是1932年GDP比上年下降13%,平均每次持续约36个月;而在1959年至今的55年间,衰退仅5次,其中GDP降幅最大的是2009年,也仅2.8%。自2008年以来，美国政府开始研究建立“关键的国家指标体系”,已经在传统GDP统计标准上新增了100多个数据点。

我国GDP核算方法的改进和完善

GDP核算方法准确记录了特定地理范围内的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并最大程度地予以综合,成为诊断经济总趋势的关键指标，GDP为世界各国了解、评判和预测经济运行总趋势提供了关键信息。GDP就像灯塔一样,指引政策制定者判断经济冷热、决定政策取向并精细调整力度与节奏,也帮助企业分析市场机遇和挑战,做出于己有利的经济决策。同时，以市场为核心理念的GDP核算不断完善,对各国的市场治理和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截至2014年,除个别国家外,市场体制已一统世界经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定期向联合国统计司报告GDP数据。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2年至1984年，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的建立和发展阶段，主要参照前苏联的统计模式，核心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和MPS体系的国民收入，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管理需求相适应的；第二阶段，1985年至1992年，是从MPS体系向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SNA体系的转轨阶段，核心指标是MPS体系的国民收入和SNA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存，标志性文件是依据1968年SNA于1992年制定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条件下的宏观管理需求相适应的。第三阶段，1993年至现在，是1993年SNA的全面实施阶段，标志性文件是依据1993年SNA制定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条件下的宏观管理需求相适应的。

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看出，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的修订而变化的，需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予以反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对GDP、居民收入和国民总收入等指标影响较大的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将研究与开发支出等计入GDP。这是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科研成果、计算机软件、数据库、文学艺术作品等产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固定资产的性质：二是引入“经济所有权”概念，使核算结果更加反映实际。这是因为经济所有权是承担经济责任和享有经济收益的权利，它是相对于法定所有权而言的，当经济所有权与法定所有权分离时，按经济所有权核算更接近实际情况;三是将雇员股票期权计入劳动者报酬。雇员股票期权是指一个公司授予其部分员工在未来一个约定的日期或一段时间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的权利，是作为对员工的酬劳或激励而给予他们的，具有劳动者报酬的属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创新的活动强度不断上升。2000年，我国R&D支出相当于当年GDP的比重是1.00%。2014年，这个比重已经达到2.09%。为此改进和完善GDP核算方法以体现创新的经济价值，既是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国际潮流。2014年1月，国家统计局下发《全面深化统计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和“编制资产负债表，摸清国家财富家底”。目前，R&D等创新活动计入GDP、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国家统计局也将于今年年内推出我国新的GDP核算体系，核算R&D的经济价值和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

如何看待我国GDP的考核方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GDP核算方法也和国际GDP核算方法与统计制度日益接轨，通过深化统计改革，建立了我国的现代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也确立了我国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地位。但在如何看待GDP考核方法问题上，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客观地说，过去用GDP考核方法，对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尽管地方竞争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恶性竞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结构扭曲、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但地方竞争所激发的活力以及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特定时期的地方竞争模式，是相应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一制度体系包括“GDP为纲”的政绩考核方法、官员选拔制度，以间接税为主、过于依赖企业税收的财税体制等。我们今天反思过去地方恶性竞争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决不能否认地方竞争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机制。

进入2015年，人们注意到许多省市在“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纷纷下调了GDP指标，像上海等一些省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甚至不提GDP指标。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出现这种情况是在情理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在我国发展新阶段，追求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更为关键，推动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同样重要。这表明“不以GDP论英雄”的宏观调控新指挥棒已经发挥作用。但凡事不能走极端，过去的唯GDP不可取，现在去除GDP同样不可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倒洗澡水不能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事实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衡量的硬性指标的实现都与GDP增长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去掉GDP指标。

更尤为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与下调GDP指标或取消GDP指标的同时，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问题，如出现一些地方的干部精神状态和干劲明显不足，即便有了工作的实施项目和经费，但在落实过程中也往往缺乏以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究其原因：一是从消极层面理解不唯GDP，即认为推动经济增长不重要了，致使工作缺乏动力；二是改革的深入推进使得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而相关改革配套实施方案还不十分明晰，在此情况下选择了观望，致使工作缺乏压力；此外还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中央和地方权责不清、激励不相容问题。上述因素有可能使得地方竞争的原有动力逐渐流失，地方推动发展的积极性趋于减弱。这表明，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要不要GDP考核的问题，事实上很少有人赞同完全不要GDP，而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如果不以GDP为指挥棒，还能有什么激励机制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今天，创新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要任务就是建立地方激励新机制。

经济新常态下的GDP考核方法

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量核算的中心指标，它可以全面反映国民经济的总体规模，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我国四个全面推进小康进程中，新常态需要新型地方竞争模式与之相适应，开启超越GDP的新型地方竞争模式，GDP考核方法的改进和完善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激发地方竞争活力：

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今天，GDP考核方法的改进和完善要把重点放在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上。当前需要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多、责任大，但相应的财权财力不够。列如在税收方面，地方以前依赖的是土地财政、增值税分成以及营业税等，现在土地财政难以持续，营改增也削弱了地方的税收来源。同时，尽管地方承担支出比重高，但在具体事项上自主权不足，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出现了激励不相容。对此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一是中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集中财力使用方向，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相应减少对地方的不当干预。地方政府也应集中财力使用方向，从而事实上增强财力自主权；二是推进消费税改革，在征收上从生产环节后移到流通领域和零售环节，并改由地方征收。这样，地方将有动力采取措施促进消费，包括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加强市场监管以至生态环境等，从而不但扩大本地居民消费，而且吸引外埠居民来消费三是适当提高地方在增值税中的分成比例，从而扩大地方财权，激发地方活力；四是允许地方政府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开征部分地方性税种，培养地方税源，壮大地方财力。

GDP考核方法的改进和完善，要由竞争GDP转变为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镇化快速推进对地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就赶超型国家的地方政府而言，在发展初期更重要的是地区经济功能，包括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税收创造等，这在我国过去主要表现为围绕GDP的竞争。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在城镇化超常推进过程中，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一时成为短板，这包括治安、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包括保障性住房）等。由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引发的地方竞争一般被概括为“用脚投票”理论，即哪个地方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最适合需要，人们就会选择去哪个地方居住。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会激励地方政府努力提供适应居民消费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一理论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从竞争GDP到竞争公共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将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而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治安维护、环境保护等统计指标摆在更为突出位置重点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