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4月25日，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在战役地所在国的土耳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大型纪念活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爱尔兰总统希金斯、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土耳其欧盟事务部长沃尔坎·博兹克尔等7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要参加纪念活动。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年的4月25日两国为“澳纽军团日”，作为国家的法定假日，今年为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澳新两国总理和澳新民众近万人除参加战役地所在国土耳其的纪念活动外，还分别在本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澳纽军团日”纪念活动。
加里波利之战的历史意义
加里波利之战又称达达尼尔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的一场战役。它始于一个英国法国联盟的海军行动，在土耳其此战称为恰纳卡莱之战。该战役总参战人数超过百万，是一战期间最大规模、最著名、最惨烈的战役，也是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海上登陆作战。英法联军意图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1915年4月24日，战役打响，持续时间超过9个月，以奥斯曼帝国胜利、英法联军失败告终。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役双方死亡人数超过12万，受伤人数超过20万。英国战史学家约翰·富勒在其著作《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认为加里波利战役是战略上的极大失误，由于战役本身支援俄国的目标并未达到，协约国的失败甚至促使保加利亚投入同盟国阵营从而使得巴尔干战势更加恶化。同时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土耳其而未用于提早打开西线局面，从长远影响来看整个作战计划应当为帝俄崩溃负责。而此次战役土耳其主要的将领之一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成为战争英雄。数年之后他领导土耳其独立战争赢得现代国家土耳其的诞生，并被称为土耳其的国父。
100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加里波利之战历史意义，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纪念活动开始时的讲话中说，纪念加里波利战役的目的是吸取历史教训，防止世界陷入战争和冲突的泥潭。加里波利战役也证明，战争结束后，交战国之间是可以建立友谊并相互容忍的。达武特奥卢总理特别强调，土耳其没有把加里波利战役视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对土耳其来说，加里波利战役最大的影响是，战争爆发日5年后，国父凯末尔在1920年4月23日建立了新土耳其。
土耳其智库学者卡迪尔认为，土耳其之所以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纪念盛典，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土耳其的胸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一战前的1100万平方公里变成了现在的76万平方公里，土耳其人为了世界和平是可以容忍的；为了世界和平，土耳其的任何历史书以及言论都从未把此战役列为侵略战争；土耳其也从不以战胜国自居，而是每年此时都为战役的死难者送上纪念。
“澳纽军团日”研究初探
每年的4月25日，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澳新军团日”，也是两国的建军节，是国家的法定假日。澳新军团日是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里波里战役中英勇献身的澳新军团将士而设立的。每年的这一天，两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和军舰降半旗，向参战的老兵和军人致敬。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都会自发走上街头，昔日参战的老兵或退役的军人穿着军服，佩戴军衔及勋章，来到澳新军团纪念碑前，向军团将士献鲜花或花篮，表示哀悼。两国首都还举行各种悼念仪式或阅兵式，号召国民将澳新军团精神融入骨血中，一代代的传递和发扬光大。
土耳其加利波利战役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但是这两国却为何要年年“庆祝失败”呢？多年来，这一直是世界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解澳新两国“庆祝失败”之谜。节日庆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现历史渊源和人文风俗。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著名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对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所以他对文化的定义具有经典性。泰勒在《原始文化》著作中，是这样阐述文化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由此可见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作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文化的一个特殊层面，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总称的重要方面，即属于文化的观念精神。澳新军团精神的政治隐喻是：澳新军团精神即体现了两国国家文化的形成，又是两国国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通过本国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积淀，孕育着南太平洋将有两个新兴国家诞生。
历史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英国海外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英国向德国宣战，忠于英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动组成澳新军团，远赴欧洲支援英国。当时，澳大利亚全国男性人口不到300万，却有33万人参战。新西兰全国人口不到100万，却有10万人参战。1915年4月25日，英国作战军事指挥部命令澳新军团从海上登陆，并死攻死守土耳其加利波利小镇附近的海滩，遭到土耳其军队居高临下的激烈抵抗。结果澳新军团在加利波利半岛受重创，八个月后，在英国海军帮助下才撤离。这次溃败使得澳大利亚牺牲8709名官兵，新西兰牺牲8587名官兵，美国作家詹姆斯·A·米切纳曾经宣称，最勇敢的士兵是新西兰人。多年后，比德·韦尔执导的影片《加利波利》把当时悲壮的场面搬上了银幕，为这两国赢得了荣誉。在整个“一战”中，澳大利亚有40万军人参战，其中6万军人牺牲。新西兰有10万军人参战，其中1.7万人牺牲。当时，两国的人口都不多，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伤亡的亲人，所以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两国的国殇日。多年后，两国政府出巨资在土耳其加利波利山崖上建立了雄伟的纪念碑和庄严的墓地，每位当年在此阵亡的军人都有本人的坟墓和纪念碑，以供亲属和后人凭吊。在“二战”中，新西兰又有20万军人参战，其中有约1万军人战死沙场。
加利波利战役是一次失败的战役，它没有达到预期作战的目的，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士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慨，一直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民引以为豪。这不光是两国军队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虽败犹荣，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战争的硝烟中诞生了。因为两国在参战前，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几乎都是来自欧洲的移民，没有国家和民族意识，即使到了土耳其，士兵也称自已是来自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州和新西兰的南岛或北岛。可是，目睹同行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自己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在战争结束返乡时，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已是“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这场战争是形成这两国民族的标志，可以说，澳新军团精神在这两国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成为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基础。为此，这个失败的纪念日在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心目中远比国庆节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仅是两国民族的生日，又代表着这两国已走向成熟，正远离她的母国——英国。
纪念“澳纽军团日”，呼吁世界和平
每年的4月25日“澳纽军团日，在澳新两国是一个将鲜艳的虞美人花别在衣襟的日子、一个缅怀阵亡将士、感受澳洲人内在坚毅与勇敢的日子、一个不忘历史，为和平祈祷的日子。
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1934年建成的战争纪念馆是仿希腊帕德教神殿式的宏伟建筑，以纪念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11．4万维多利亚州的参战士兵，他们中有1．9万人死亡。在悉尼海德公园内建有澳新军团纪念馆，在大厅穹顶镶嵌着12万颗星星，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志愿者，这是悉尼建筑师布鲁斯·德累特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而设计的。在纪念馆门口处，有一组描述澳新军团的雕塑，是由英裔人士瑞纳·霍夫雕塑师完成的。在堪培拉有国家战争纪念馆，开放于1941年，并于1998—2001年间重建和扩建。在宽阔的院子里不仅有烈士纪念碑，还有荣誉名单和永久性火焰，以唤醒人们对国家卷入战争的抵触和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渴望。
今年的4月25日是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澳大利亚在悉尼，新西兰4月24日在惠灵顿分别举行“澳新军团日”100周年纪念仪式和盛大的庆祝活动，除了缅怀一战加里波利战役中阵亡将士外，并向世界呼吁各国要加强互信和合作，携手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100年前的战争给各国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如今全球局势仍然错综复杂，面对极端组织威胁，各国应采取行动加强合作，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与伊斯兰教没有关联，因为我们的宗教是和平的宗教。必须要解决极端组织政治、社会和经济来源的问题”。100年前，参与协约国阵营的澳新军团，曾在加里波利半岛上与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部队进行激烈交战，上万名澳新军团将士至今埋葬在加里波利半岛上。如今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在打击极端组织、维护地区和平的问题上与土耳其有着共同立场。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说：“今天，澳大利亚与土耳其两国携手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遗憾的是，一些澳大利亚人加入了这个疯狂的组织。但我们已修改法律，确保这些加入极端组织的人回国后会立即被逮捕、起诉并遭到监禁。我们正在努力，防止更多人加入到冲突中。”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也表示，各国应加强合作，阻止不同国家的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试图加入“伊斯兰国”。约翰·基总理还说：“现在‘伊斯兰国’已经成功被打击到了，但是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确保本国公民不会通过旅游的途径前往冲突地点。新西兰也出台了法律加强护照管控，防止极端武装分子进出新西兰。我们也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组织不会利用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来进行资金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