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近期塌了三栋居民楼，四个留守儿童喝药自杀。这几起事件的遇难人数远逊“东方之星”沉船事故，但这几起悲剧的“剧情”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问责几个官员，不会提升留守儿童的福利；惩处几个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贪腐官员，也不会挽救未来那些必然要与居民一起塌掉的楼房。楼房倒塌与留守儿童自杀直指中国城镇化最突出的两大弊端：建筑质量的低下和社会阶层的撕裂。

  中国的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三十年间从百分之二十左右提升到目前接近百分之六十，但真正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例远远低于这个水平。由于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城镇化是在城市内部再造了很多“二等公民”组成的城中村。工作的原因，我接触过甘肃和广西贫困地区的不少留守儿童。他们有的衣不遮体，时而极端地狂放，时而令人窒息地沉默。我不知道他们今后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才能融入这个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时代。

  另一方面，参照人均建筑面积和国际城镇化历史，在政府土地财政的依赖之下，中国在短短十几年内就把未来几十年需要的房子盖完了。频繁出现的塌楼事件，四川和云南的几次地震就可以检验出城镇化飞速发展的这十几年内的建筑质量如何。这一点，好像大家都讳莫如深。如果地质灾害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可能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将难以估量。

  伴随“摊大饼”城镇化的是经济泡沫。08年经济危机以来，每次经济下滑，房价都要飞涨。政府说要调控房价，几年前人们的理解是让房价回归理性；现在再提调控房价，大多数人们的理解是避免房价过快增长。保障房还没完善，就把住房价格调控到如此高位，民众多年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房产集中一部分人手中，短短时间内造就了一大批富翁， 也进一步撕裂了社会机理。

  把北京上海的房子都卖掉，价值相当于数十倍的美国经济总和。这种怪相不诊治，靠城镇化拉动经济和消费就是饮鸩止渴。

  作为最初的农业国家，中国与法国有着相似的基于农业文明的城镇化基础。可惜我们先学的苏联，后来在半推半就之间学的美国，走上了基于大工业的城镇化之路。原本的城市发展遗产和思维也在大拆大建中灭绝殆尽。狭隘的发展主义会把一些经济指标与社会割裂开，作为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大跃进”期间是钢产量和亩产量，粗放式发展期间是经济增速。城市成为人工经济盆景，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晶。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建筑是城市的良心。当务之急，应当建立对所谓“老旧”建筑的排查和预警机制，建立建筑质量追溯和终身负责机制。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划为急需关爱和财政支持的社会特殊群体，为公民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福利，尽快让三亿农民工与家人团聚。中国人以家庭为重。让几亿人撇下家人到异乡做工其实是社会成本极大的劳动力供给模式。中国人也曾经以精工细致、独具匠心著称。那么多“定时炸弹”般的短命建筑处理在城市中，中国人的职业精神和道德底线是如何在建筑业中丧失殆尽的？

  我们在国外的建筑以质量著称，为什么不能把“一带一路”的质量标准首先贡献给国人自己？一个居民楼频繁倒塌的国家，很难向世界推销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