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北京房山两个司机斗气，一辆车把另一辆车别到路边河沟里，五人被撞身亡。两司机逃逸，当晚被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拘。被撞倒的歪曲的公交车站牌和乘客惊恐的眼神恰似中国汽车社会发展成本的隐喻。

从成都男司机暴打突然并线女司机开始，最近这个月集中出现的“路怒”和“马路杀手”让道路交通安全成为公众极为关注的话题。南京街头“宝马”车以接近200公里时速闯红灯把正常左转的小轿车撞碎的视频让人心有余悸。

中国是跑步进入汽车社会的。短短几年就从“自行车王国”变成了世界汽车产销量第一的大国。但需要追问的是，中国真的为汽车社会准备好了吗？或者说中国真的适合发展汽车社会吗？我们真的愿意或者有条件变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吗？

我不想陷入数字游戏。只要想想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就知道如果中国按照美国的模式（这恰恰是目前展现出的趋势）发展汽车产业和汽车社会，那么中国对能源的消耗的需求将数倍于在汽车技术和交通管理上都明显占优的美国。仅仅这一点就将在排放和能耗上给世界带来何等沉重的负担。

西方国家进入汽车社会是一个伴随其法治、技术和社会发育都逐渐成熟的缓慢的过程。而中国进入汽车社会时这三个领域的制度环境和发达程度远未达到必要的水平。这也为如今和将来诸多道路上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在中国大陆一个尚未实现的关键的转变是，汽车在道路上表现出的一种态度，亦或道路和城市设计者表现出的潜在逻辑是汽车驾驶者的路权高于行人和其他交通工具。缺乏对生命尊重的汽车社会是人的不幸，也是汽车这一高度工业文明成果的悲哀。

尽管中国交通死亡率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但汽车给人、社会、环境和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滞后的管理和落后的观念之下愈加明显。就仿佛北京地铁，减缓换乘拥堵的办法竟然是延长换乘通道，治理道路拥堵的办法是限制上牌或排斥外地车进城。限制上牌，暂且不论背后蕴藏的腐败（北京交管局长宋建国刚刚被判），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公共治理的落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多了，难怪中国人对未知有挥之不去的焦虑；而以行政手段强制限制各地车辆流动，本身就是违背汽车社会原则和经济规律的做法。

新近发生的这几起极端道路事件，以及进来媒体频繁曝光的开车抢夺小孩的案件，严重损害了公众对于公共安全的信心，加剧了集体焦虑。现在居住在城市的家长很少放心让孩子自己上下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汽车的霸权。在路上，每个人都是交通秩序的平等的参与者和维护者，但那层汽车铁皮背后的人却有着更多的权利。看看有多少城市的自行车道被划地圈钱的停车位占据？看看多少人行道和盲道被随意停放的汽车占据？

驾车违法犯罪成本过低，交规执行松紧有别，成本过低都是纵容汽车霸权的制度基础。在有些国家交通违章处罚金额与开车人的收入直接挂钩。看看那些被抓拍到的飞车党，“有的是钱，不在乎那点罚款”，他们这种回答说明交通法规成了某些群体肆意违法的保护伞，而不是维护道路秩序的基石。

道路秩序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缩影。其实汽车社会内部的秩序也充斥着基于物质的权力歧视。开奥迪的和开奥拓的在很多道路待遇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相对成熟的汽车社会，只有少数精英阶层会把汽车看成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大多数还是把车当做代步的工具，不同品牌代表了个人喜好和需求的不同。在中国，汽车的象征意义延伸到各个阶层。多少孩子因为家长车不好，放学不愿意出校门。看车下菜碟，看车牌下菜碟，展现的是中国社会机理中深深的心理裂痕。

中国之所以能够跑步进入汽车社会是因为与汽车相关的产业满足很多中国迫切的经济增长的需求。仅仅高速公路建设这一项就是政府数次拉动经济的重要投资杠杆（当然，交通建设系统的腐败也是有目共睹的），此外相关的钢铁、玻璃等现在也已成为过剩产能。尽管中国有引以为豪的高速公路系统，但因为各种制度的拧巴，中国公路交通运输成本恐怕是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中最为昂贵的。近年来因为货车超载压塌道路桥的事情时常发生。吊诡的是，超载司机摔死了，施工方被问责了（如果有贪污回扣和偷工减料理应如此），唯独迫使货车司机全行业性超载的制度设计堂而皇之地继续摆在那里。

中国选择进入汽车社会的产业政策存在明显的失误。几十年中外合资的产业模式，没有实现缩小汽车生产技术差距的初衷，反而让外国品牌牢牢占据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心理。某种程度上，在西方资本怂恿下，西方车企以极高的零售价，极低的成本占领了中国市场，让中国背上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包袱。几十年前同样是机械和汽车制造业的落后的韩国却凭借与中国迥异的汽车产业政策一跃跻身汽车制造业强国行列。

从小处看，汽车社会还养肥了很多“把口”的人。数以亿计汽车每年必须要参加的年审就是一例，自从加了强制尾气检测这一项，只要稍有观察的人都会发现，多少拖着黑烟的汽车只要交上“买路钱”，便可以得到环保标志，在道路上畅通无阻。各地车管所与驾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学过车的人都了解的行业秘密。这些小腐败和对其的无奈积累起来，对公民来说，就是他所面对的国家机器的具象形象。

汽车企业对媒体渠道的买断和公关是汽车社会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利益驱使下，很多媒体没有站在客观公正和公共立场上看待和报道汽车企业，而成为有偿必闻和有偿不闻的重灾区。

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公共交通的发展和普及，对汽车使用设置更加严格标准，提升汽车违规违法的成本，加大查处力度，从道路建设到汽车产业和交通运营全面提升管理、政策制定和执法水平。否则中国汽车社会遵循的就是丛林法则，道路就变成了家门外野蛮的世界。

企业可以落后，媒体可以被收买，决策者必须保持清醒。安全的公共交通秩序和道路环境是一个现代政府为公民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对畸形汽车社会的纠正，根本上是对生命的尊重。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不能只算账面收益，还要核算看背后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纠正汽车社会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