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脉，倾举国之力，将中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有史以来的大迁徒，也是中华民族对日本法西斯毁灭人类文明最有力的正义反击。
抗战爆发对高校的巨大破坏罄竹难书
抗战前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事业，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1928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1929年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1930年4月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进一步加快发展，规范教育事业。截止1931年，全国共有公立大学37所，比1922年增加了3倍。到了战前的1936年，已有108所大学，专科学校30所，独立学院36所，学生41922人。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摧毁中国的工业和学校为主要目标，其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高等教育机关，特别是日寇敌机轰炸破坏常常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重点。日军侵华战争的第一年，就使91所高校遭破坏，10所高校遭完全破坏，25所高校因战争而陷于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直接间接损失达法币（当时币值）3274819000元，合当时币值的美金966023490元。除此外，高校的科研学术成果和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档案也在战火中毁灭。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高校带来无尽的灾难，师生颠沛流离、不遑居处、设备奇缺、图书损失，使得教学与研究难以维持，其精神上损失更难以估量，尤不可数计。近代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实为中外罕见。
1937年7月29日、30日两天，南开大学被日本敌机连续轰炸而化为平地，数辈学人的心血毁于一旦，校长张伯苓愤慨地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激昂地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在国学大师王国维死后，被人们期待为中国"一代文化托命人"的著名世家出身的学者陈寅恪，在其父丧未举之际，就秘密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离开北京随学校南迁，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决不愿意落入日寇之手，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再现。
在战火中的三次高校大迁徒
内迁高校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相始终。内迁高校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抗战史最为灾难深重但又光辉难忘的一页。作为搬迁地的内陆各省，都对高校搬迁提供积极支援，贵州省玉屏县的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同济大学校方委托当时的宜宾中元纸厂厂长、同济校友钱子宁代为寻觅一个能继续进行教学活动的地点。"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李庄乡绅以16字电文，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据历史考证，中国高校的内迁，主要走三条路线：一是北方地区的高校，沿着平津冀朝东铁路或陆路南下；二是华东地区的高校沿着长江或浙江西进；广东、福建高校主要向西、向北入粤西北和闽西北地区。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中华文化血脉，许多高校在战火纷飞中进行迁徒，无数家庭只得自行分散，学子们追随母校，青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求学。南京中央大学在搬迁四川重庆时，师生与牲畜同迁徒的故事广为流传，成为美谈。当时，财力拮据和运输工具受限，农学院的许多教学用的外国牲畜如美国加州牛、荷兰奶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等选种无法迁移，当时校长罗家伦随师生一同迁徒时，嘱咐留守管理牧场的同人，如果日寇逼近南京，这些牲畜可自行处理。然而就在南京沦陷的前两天，学院牧场的员工将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到浦口，在从陆路经过安徽、河南转入湖北宜昌后再用水运到重庆。这一段游牧的生活大约经过了约一年的时间，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途中还要受到日寇的追击。罗家伦校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加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酋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还不到80元。"
在时间上，从1937年开始到1944年，共进行过三次高校内迁。第一次是抗战爆发后一年间，共迁移高校共56所，占当时高校总数97所的57.50%；第二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底至1942年上半年，内迁高校21所，占21.78%;第三次是1944年2月至12月，由于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大溃败时期，原迁移在这一地区的21所高校，仓促再次搬迁，损失极大。在这三次内迁以第一次为主，其实不少高校迁移次数远不止一次。如浙江大学在两年间就有5次大搬迁，途经浙、赣、湘、桂和黔五省，行程5000里。据不完全统计，迁校4次的有东吴大学、国立戏剧学校8所；5次的还有贤铭学院；6次的有河南大学等3所；7次以上的有中山大学、山西大学等5所大学；8次以上的有广东省文理学院，而迁校2-3次的占绝大数。最终累计，抗战期间因战争影响而迁移的高校约60所，搬迁次数多达300余次。一时，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中尤以西南地区集中了许多高校，大致分布在11个省，四川37所、湖南和江西各12所、广东和福建各11所、云南和贵州各10所、广西9所、浙江8所、陕西7所、湖北6所、安徽5所、甘肃和河南及山西各2所。
烽火读书、艰苦创业
由于内迁高校受到战争等因素影响，教学仪器和设备损失严重、图书资料散失、教师学生流散，除个别学校外，许多学校已难以独立办学，故采取了合并办学或联合办学的形式。据统计，合并办学的约占内迁高校的25%。这主要是以某校中的某院系，合并其他高校中，如安徽大学因为许多学生失散而合并入武汉大学。而联合办学效果更为明显，即由几所高校组成联合大学，是在抗战时期高校开展自救、维持生存、求得发展的办学方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主的西南联合大学，以迁往西安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为主的西北联合大学，以大夏大学、复旦大学为主的东南联合大学。相对而言，在这三所联合大学中，以西南联大创办最为成功和著名。
为摆脱奴役与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艰苦创业、烽火办学，在作一次全民族的生死搏斗。朱自清教授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陈省身回忆到"1937年抗战开始，清华要我回来，在数学系做教授，所以我离开巴黎，先到美国，然后1937年8月到上海。我们那个时候都痛心于祖国的弱啊！恨日本侵略啊。"张伯苓校长对南开大学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到昆明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如今依旧是各大学首先选用的教材。"学生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抗战时期烽火连天，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如何生存？大学何以继续发展？后来的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回忆道："当时的条件很差，但恶劣的环境磨练了大家的意志。同学们怀着中兴之只刻苦读书，许多人的论文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校舍和教室是泥墙草顶，往往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停，里面还在滴。物质条件如此之差，然而精神条件并不缺乏"。正是全体师生的这种求学报国的坚定信念，才使得能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学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42年来中国，在重庆与许多老朋友相聚，亲眼目睹他们的生活状况，极为感慨："这些曾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学术界领袖人物，却仍为他们的事业而继续日夜辛劳。逃难到四川已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现在他们过的日子是跟农民同一水准的生活--用木桶担水，以米饭为主食，燃烧木炭取暖，没有抽水马桶。"费正清还回忆到："蒋梦麟（北大校长）近来没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清华校长）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现，只得中辍。"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就传颂着梅贻琦校长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正是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唱的那样："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烟四起，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大批中国大学内迁。抗战胜利后，这些大学的教授与学生英才辈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高校保存了学术实力、赓续了文化命脉，培养了国家的急需人才、也开拓内陆省份的教育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季羡林教授没有经历中国的抗战，战火阻隔，当时他在德国的灯火管制之夜里留学，但他对中国焦土上有这样的战时大学感到惊讶，认为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值得研究。虽然中国的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但象牙塔里的师生走了出来，他们坚持战时教育，抗日与文脉始终相衔。随着日寇的入侵，南方许多省份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内陆各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这些学校教育没有中断，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内迁省份，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国民党政要陈立夫当时还竭力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同时，他也一向反对将学生编进部队当兵，又用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求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1994年，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一文中写道，他"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救济战区（沦陷区）青年的方案，规定沦陷区青年在后方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由国库支给贷金，"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磨练了一代学人，联大出现了一个辉煌时期，科学人才与革命志士同时涌现，给中国教育历史带来了殊荣。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以西南联大为例，到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已从原先的4个学院、17个系、982名学生，发展成为具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350多名教师（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占一半）、3277名学生的全国最大的一所大学。办学之所以成功，与拥有一大批著名教授是分不开的。如文学院有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游国恩、雷海宗、傅斯年、钱穆、汤用彤、金岳霖、贺麟、吴晗、邵循正、郑天挺、吴宓和朱光潜等；理学院有吴有训、叶企孙、陈省身、姜立夫、华罗庚、吴大猷、朱物华、王竹溪、张文裕等；法商学院有陈序经、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罗文干、潘光旦等；工学院有李模灸、庄前鼎、刘仙洲、马大猷等。均为一时之选，许多是学术界的权威。尤其是物理系的教授群均为著名学者，在当时是空前的，培养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显赫一时。
梅贻琦校长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在中国被战争封锁的年代里，梅校长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再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学生中跨系听课蔚然成风，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到校本部听文科的课。联大老师讲课也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连大学入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标准一说。加之战时的条件限制了研究的进行，大师们转向投入"本科"的教学，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学生一入门就受到"研究生"规格的启蒙，使学生受益无穷，当杨振宁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时，他们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并不比别人差。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江、沿海的京津与首都北平附近地区，高校资源严重失衡。经过此次大迁移，高校在区域分布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高校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衡。诚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抗战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华民族最精要的资本，促进了抗战事业的进步和胜利，有助于后方经济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事业，促进了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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