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中国有很多伙伴，有几个“兄弟”，但只有一个“伴侣”，就是美国。两国官员、智库和媒体有且仅有在形容对方时多次使用“恋人”或“夫妻”的比喻，强调两国经贸关系依存之深。

  但经贸关系还不是双边关系的根本，两国交好还是交恶，根本还在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很多学术研究都聚焦媒体和政治对民意的包装和控制，其实每个媒体和政治参与者又何尝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普通人呢？

  我不知道，“瓷器国”（China）在美国人心里会映射怎样的形象。但中国人把汉语中最简洁，最直接地形容美好的单字给了大洋彼岸的这个国家，称其为美国。尽管，我们也曾称其为“纸老虎”。

  我从未去过美国，但我对这个国家并不陌生。济南老家邻居家的邵爷爷是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某部“猛虎连”唯一幸存的残疾老兵。他的拐杖、轮椅、呐呐自语和永远紧锁的眉头承载了附近所有孩子对美国最初的想象。

  八九十年代，电视荧屏仿佛美国向中国打开的一扇窗。动画片、译制片和海湾战争给中国孩子提供了另一种，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幽默、现代和残忍。

  我爸买了一本《萨达姆传》，大人们争相借阅。有叔叔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那书大热。那本书后来据说是被生生看没了的，不是丢失，而是一页页地消失了。后来，萨达姆被绞死，大人们却没表现出多大的悲哀。

  九十年代中期，父母所在的济南油漆厂倒闭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套生产涂料的“美国设备”。高价进口来，才知道吃不惯中国的原材料。二十多年过去了，那套设备依然躺在被荒草包围的苏式车间里。工人们对它最多的褒奖是：“不锈钢做的，真亮”。

  九十年代末，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第二天山东省实验中学校园里贴满了学生自发撰写的“大字报”，声讨美帝暴行。每天放学，在摇晃的公交车上，学生们饥渴地争抢着都市报上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但后来米洛舍维奇出现在海牙时，我们却置若罔闻。

 《泰坦尼克号》来了，感动了班主任，她兴奋地用胶东口音浓重的“胶普”宣布组织大家观影，但校长说那是成人电影，没让看。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闹出绯闻，给高中生普及了两个词：“弹劾”和“蓝裙子”。

  大二开学，在齐齐哈尔劳动湖边，一个义务劳动的下午，休息时，突然有同学大喊：“美国出事了”。很多中国学生不知道电视上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两座坍塌的大楼日后会影响他们赴美留学签证，很多人的人生因此改变；正如今天很多锒铛入狱的官员起初并不知道“八项规定”会演变成怎样一场裹挟他们每一个人的暴风骤雨。

  有了网络之后，每只美国蝴蝶仿佛都能掀起太平洋的涟漪。今天，对待美国的态度竟然是划分中国知识分子立场的标尺。“美分”、“五毛”、“公知”、“自干五”、“大V”和“朝阳区群众”等仿佛武侠小说中的众多门派，让人对网络讨论生厌，让人想念跑步和田野，仿佛丘吉尔说他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想念他的狗。

  清末以来，美国是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并且仍将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爱过、吵过也打过。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美国曾经的发展历程。可以预见的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理解和信任将日益加深。这是抵御一切偏见和怀疑的基础。

  美国总以“强国必霸”理念把国际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其实，处在相对国力下降，但国力依然占优的一方更有条件和理由采取更为多样的方式遏制上升期的新生力量。这恰恰是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真实写照。

  美中两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同扮演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角色。工业革命以来，还没有如此“夫妻档”的搭配。这是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理念的出发点。没有新理念的指引，新制度、新技术和新机遇为人类造福的效益就将大打折扣。太平洋淹没过多少历史的无奈，何尝容不下两个一心向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