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五仁月饼”难吃，网上甚至发起了针对这种月饼的批判。相比冰皮和某某蓉，它太土了，尤其夹杂青红丝，更显得土。但小时候，单位给职工发月饼，最受欢迎的就是五仁月饼，因为它实在，撑时候。 那时的月饼硬邦邦的，人们却奉若珍馐。

  现在吃月饼的人越来越少，咬上一小口，意思意思，算是过了中秋节，因为害怕“三高”。而三十多年前，人们更喜欢买肥肉，因为可以榨油，以此补充食用油的匮乏。那时候月饼是论个吃的，不够的家庭才切开分食。为了表明家庭生活好，有的人家专门备下一块猪油，吃饭后一家人把嘴巴擦亮再出门。

  饿肚子时，见什么吃什么是无奈之举；富足后，国家急需普及健康的饮食和保健知识，提升国民的健康意识。否则低下的公共健康素质将成为拖累国家发展的隐形“负资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饥饿的时段远长于富足，产生了两个后果：对食物强烈的占有欲以及随之而来的惊人的食物浪费。有统计说中国消耗的五分之一的粮食是被浪费掉的。

  战后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都曾实施过有关国民饮食营养和健康保健的知识教育、普及和培训。中国已经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方面的教育还非常薄弱。尤其是“50后”这一代人，饥荒培养了他们对食物的原始冲动，文革让学校变成野蛮的广场。生活水平提高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以吃饱为每顿饭的终极目标。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80后”。

  因为缺乏全民性的公共健康饮食和保健的教育，加之新媒体传播的混乱和商业利益的捆绑，中国才有了与吃饭和运动有关的种种疑问：水果到底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一天击掌到底是6000下以上还是以下更好？跑步到底应该安排在早上还是晚上？每天几点睡身体排毒最好？断食和酵素到底选择哪个？

  广场健身和跑步风靡全国城市，中国健身就是一种“景观”。广场上，有太极拳、仿生拳，有自创散手和摔跤，有瑜伽，有舞剑、舞扇，有街舞、秧歌、交谊舞和广场舞。伴奏音乐从佛教歌曲到纳粹装甲师战歌、红歌，再到“小苹果”，不一而足。看招式，看队形，看动作，看眼神，广场健身蔚为壮观。

  我一直觉得“广场舞”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集合了太多的内涵和观察维度。有革命叙事，也有基于荷尔蒙的科学解读；有集体主义，也有个人的欲望释放和征服满足。

  而跑步这个原本属于毛泽东时代全民健身内容的最朴素的锻炼方式，在移动终端和各种运动器材的包装下变得如此光鲜。小时候，煤渣铺的跑道上，田埂上，村舍前后，穿着“解放鞋”和“回力”飞奔而过的少年们，今天如果不穿上专业的跑鞋和披挂，都不好意思开车去“奥森”运动。

  健身房是个特殊的所在，更像解剖室，把人的每块肌腱分解成各种健身设备。对身体的崇拜和对话应该始于童年的教育和家庭的培养，而不应是工业定制的产物。胸围是父母的，腰围是自己的，但多少人在放纵的烟酒食物和电子玩具前，把胸围还给了父母，把腰围交给了服务员。

  曾经采访过数位老农民对城里人的各种“蹦跶”和“溜达”表示不解：“吃了饭，还要故意消耗掉，这不是浪费粮食吗？少吃点不行？”在他们看来，食物是用来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对食物和懒惰的占有是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欲望？不客气地讲，我们吃的，一半是为了生命，另一半则违背生命。

  中国人食物中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豆腐，尤其在困难时期。豆制品无穷的创造力给饥饿时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和满足。豆腐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对蛋白质的有节制的摄取习惯和朴素的饮食规范，随着鸡鸭鱼肉的过剩而一去不复返。

  我们从小背诵“粒粒皆辛苦”，有几个人把饭碗吃净？我们整日指责食品安全不放心，有几个人真拿食物当回事？在这种氛围下，害虫是被毒药淹死的，月饼成为防腐剂腌制的最好的“随葬品”选择之一。很多国家，对食物都有敬畏之心，吃饭前要有非常严格的宗教礼仪。看看中国餐桌惊人的浪费，就知道我们对食物其实根本不在乎，一个侧面诠释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亵渎。

  食品工业养活了巨大的人口，也催生了人与食物之间的互相异化。体育产业早已与真正的体育无关。不纠正饮食习惯，计算着卡路里去吃，去跑，无异于接受了体育产业的二次异化。时下吃饭聚餐时一个广趣的话题是健身和吃什么才能排毒，这难道不是一个反讽的画面？仿佛有地方政府为了讨论如何减少会议数量，专门开了很多会讨论这事一样。我们的真的甘愿如此吗？别把身体当做工厂和实验室，仿佛卡路里的盈亏平衡就是万事大吉。时间和身体都不应只由数字来丈量。数字的主人，总会变成数字的奴隶。

  我念初中时有个家庭贫困的男同学，他从小光屁股在济南东郊的华山脚下的池塘戏水，泳技超好。但没有游泳裤，也从未进过正规游泳池。学校组织的第一节游泳课上，他穿着内裤“扎猛子”，结果人游走了，内裤因为兜水留在了水面上。我永远忘不了他把头露出水面时尴尬的表情。他说，他还是喜欢池塘，因为那里能听到蝉和蛙，有树荫，还能遇到鱼和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