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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光:“岁月号”客轮打捞中标,看中韩双边关系新机遇
陈新光
2015年10月18日

2015年4月16日,韩国发生了“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遇难者家属在首尔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由于政府应对不力引发一场政府危机,致使政府总理郑烘原向全国公开道歉直至引咎辞职。为汲取“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政府应对不力的教训,通过打捞沉船从中揭示出更多有关沉船原因的细节,找到9个仍然下落不明的乘客尸体,韩国政府决定向全世界招标,最终中国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成为打捞项目的优先合作对象和首选竞标人。

“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和政府处理

2014年4月16日8时58分, 韩国载有476人的“岁月号”客轮发生沉船事故。船上有325名中学生,15名教师,30名船务人员,以及89名其他乘客(其中有中国人3人),该事故搜救长达1个月。截至2014年5月15日,“岁月号”客轮事发时搭载的476人中,172人获救,281人确认遇难,尚有9人下落不明。据韩国检方调查,“岁月号”客轮因过度扩大载重能力和超载导致船舶稳性严重恶化,加之舵手操作不熟练,致使船体往左倾斜,船舶失稳最终沉没。在这次事故处理中,由于政府隐瞒事故真相和国家公务人员渎职及处置不当,先后共有399人被韩国法院立案,其中有154人被逮捕,判处失事客轮船长被判处36年徒刑。

这次“岁月号”客轮发生沉船事故,引发举国悲哀。韩国电影界各项活动全面叫停、电视台娱乐节目全线停播、音乐界为沉船事件禁声、韩国流行明星携手为失踪者祈福,对沉船事故造成无辜百姓死亡,深表痛心,希望逝者安息。”韩国海军因突发客船沉没事故,取消了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全力投入救援工作中。韩国经济部门也未能幸免,大小企业中断了市场营销活动,民众的消费和出游心理也备受压抑,商品销售额更是下降30%。

韩国“岁月号”客轮失事沉没后,韩国民众批评政府救援不力,造成处置一定程度的混乱。如现场情况掌握不明,统计人数一再更改,不仅没有及时掌握乘客名单,连获救人数也随意公布,反复更改。之前政府公布说368人被救出,后又改称为164人,有近204人的信息被错误统计,给家属们造成巨大的伤害。尽管韩国总统朴槿惠亲自前往了事发地点,但她的支持率也一度从71%下跌至56.5%。韩国总理郑烘原先后两次就政府对“岁月号”客轮沉没事故发生初期应对不力,公信力缺失,辜负国民期待表示歉意,最后宣布辞职并希望家属能原谅及理解他的决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同夫人柳淳泽也一同向沉船事故遇难者牌位献花、默哀,进行哀悼。

为悼念遇难者而设立在韩国安山市的临时吊唁处,吊唁人数累计超过18万民众。事故赔偿根据韩国《国家赔偿法》,从事故发生后开始至事故处理结束,所需要的韩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资助的总预算金额,预计约为5548亿韩元(国家支出5339亿韩元,地方政府支出209亿韩元)。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岁月号”的生还率为37.8%,仅比1912年在北大西洋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生还率高出5.8%。为汲取韩国“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政府应对不力的教训,以确保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时,政府有条不紊地指挥,韩国总统朴槿惠宣布,将在总理办公室下创设国家安全处,由总理直接管辖并协调各部门,同时研究和推行国家灾难预防和善后处理综合对策。

“岁月号”客轮打捞方案科学获得青睐

自韩国“岁月号”事故发生后,作为中国海上救助打捞力主力军的上海打捞局一直密切跟踪和关注事件进展。自韩国政府宣布向世界公开招标后,上海打捞局自主创新提出和编制的“钢梁托底”的人性化打捞方案,展示了中国救捞的综合实力。遵照韩国政府国际招标的两条要求:必须确保沉船船体不受损坏,最大限度保护好沉船内可能存在的遇难者遗体;竞标企业“要与韩国本土企业组成联合体”。上海打捞局选择了韩国水下工程公司(Ocean C&I)作为联合体,参加了韩国政府的国际招标。正是凭借这个科学方案,上海打捞局最终在包括荷兰斯密特(Smit)打捞公司、美国泰坦海洋(TitanMaritime)打捞公司等27家世界知名打捞公司的同台竞技中脱颖而出。2015年8月4日,韩国海洋水产部与上海打捞局企业联合体正式签署了“岁月号”打捞协议。2015年8月12日,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在上海外高桥码头举行赴韩国实施“岁月号”打捞工程开航仪式,随后150余名打捞工程技术人员和船员踏上了“大力号”打捞船,正式开赴韩国实施打捞“岁月号”沉船。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韩国出资85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3亿元),计划到2016年7月将重达6800吨的“岁月号”客轮打捞出水。上海打捞局在打捞大型船只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执行这一重大工程之前,刚参与了长江翻船重大事故的“东方之星”客轮打捞工程。按照这次打捞实施方案要求和现场海域的状况,“岁月”号沉船打捞分三个阶段进行,历时一年。第一阶段任务:沉船探摸和抽油。安排潜水员下潜执行探摸调查,为后续打捞做好准备。主要包括沉船区域和安全海域的海底扫测;沉船周围的地质情况调查;船体内外的破损、舱内货物情况及入泥情况;沉船主要结构和钢板测厚,检验钢板锈蚀程度调查。第二、三阶段任务:船体起浮、打捞、移至安全海域以及前期准备工作和运送。由于要避开冬季作业,这两个阶段工程将在明年进行。

据悉本次“岁月号”打捞工程,堪称上海打捞局成立以来,迄今为止难度最高、要求最高的项目。海上沉船打捞作业工艺非常复杂,据执行这一工程项目的副总经理兼打捞总监王伟平介绍,“岁月号”沉船现场海况恶劣,冬季冷空气频繁,不能连续施工,有效作业工期短。沉船区域能见度差,水流湍急,最快达到4节以上,而潜水员安全作业的水流为1节。同时,“岁月号”沉船在44米深的海底,潜水员水下连续作业时间最多只能1小时。沉船船体呈现左倾90°翻沉,舱内装载的货物以及大量物件呈杂乱状态。船体左舷堆积大量杂物、泥沙,通气孔及门窗封堵难度很大。舱内可能还有9名遇难者遗体。在整个打捞过程,韩国政府又提出“要维持沉船原状态打捞”等特殊要求。此外,“岁月号”已有20多年的船龄,沉船下沉一年多,钢板受到海水的锈蚀,钢板强度受损。沉船海底地质为鹅卵石,对实施托底钢梁穿引造成很大困难。为此,上海打捞局精心计算分析,组织技术专家反复科学论证,创造性地提出了“钢梁托底”的人性化打捞方案,最终被韩国政府采纳。具体方案就是通过金属钢梁结构,穿过沉船船底,托住沉船的船体。用打捞钢丝连接水面的特制钢架,通过起重船把船体抬升并移到安全海域,再把船体放置在半潜驳上进行排水等作业。同时,潜水员用铁丝网对沉船船体两侧以及上层建筑前后端的门窗、开口及破损部位进行封堵,全面防止遇难者遗体飘失。最后把船体运送到指定区域,完成打捞任务。

全面推进中韩关系大发展的四大战略对话

2014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对韩国进行了两天成功的访问,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韩合作,全面总结中韩关系发展经验,规划新形势下两国合作,达成许多新共识。两国元首一致决定,进一步丰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使两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同时,习近平主席就韩国“岁月”号沉船事故再次表示慰问,朴槿惠总统表示感谢。

2015年9月2日至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成功访问,也是朴槿惠总统的第三次访华。期间,她作为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国家元首之一,出席了阅兵式并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两国元首的双边会谈。据韩国外交部在提交给国会议员的资料中显示,朴槿惠总统出席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抗战胜利70周年庆典是“伴随着困难的战略性决断”。资料中还强调,“庆典前后韩国与美国进行密切沟通,消除了美国对韩国倾向中国的担忧”,对朴槿惠总统的支持率也超过了50%,多数韩国人认为其访华是成功的。

朴槿惠总统此次访华,还率领包括128家企业在内、由156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华,规模为历史之最。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韩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5位。中韩自贸协定已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签署,预计在今年年底前生效实施。中韩自贸协定生效后,双方超过90%的产品在过渡期后进入到零关税时代。据韩国海关统计,2014年韩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2354.0亿美元,增长2.8%。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453.3亿美元,下降0.4%;自中国进口900.7亿美元,增长8.5%。韩方贸易顺差552.6亿美元,下降12.0%。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预测,中韩自贸协定生效5年内,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0.4%至0.6%,韩国经济增长率有望最高提升1.25个百分点。届时,中韩将形成一个人口高达13.5亿、GDP高达11万亿美元的共同市场。

目前,中韩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大发展的机遇,给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是双方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韩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重点应在四个方面进行战略对话:第一,做实政治安全合作;第二,做大经贸互利合作;第三,做活人文交流;第四,做深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在这四个战略对话中,做实政治安全合作排在首位。韩国总统朴槿惠9月4日从北京返回首尔的途中,在专机上向记者们表示,“将很快与中国就半岛统一问题展开讨论。”此番话表明,半岛和平统一问题是朴槿惠总统加强韩中关系的最大目的。韩国媒体报道认为,朴槿惠总统进一步接近中国的最大目的就是推动解决朝鲜问题。9月2日的中韩首脑会谈就“反对任何导致局势紧张的行动”问题,双方达成了一致。许多韩国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的国家,今后将同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半岛周边国家展开相关讨论,着重说明半岛统一不仅有利于东北亚和平与稳定,而且符合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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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管理员】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