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习近平和马英九两位先生握手，不知两岸有多少人心潮澎湃；听到两人的讲话，又有多少人在努力寻找然后躲进字里行间的温暖和友善。

为了这一刻，很多人等了66年，也有很多人没有等到这一刻，以及它可能揭示的美好未来。

半个多世纪的分隔制造了两种汉语，“普通话”和“国语”，其间每一个细小的差异背后回荡的何尝不是呐喊的回声和历史的沉默。

陈丹青先生曾在新加坡做过一次精彩的演讲，讨论“母语”与“母国”背后华人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焦虑。 66年过去了，还有多少孩子真正关心“淮海战役”和“徐蚌会战”是什么，更不用说它们背后指涉的差异。知识阶层可以追根寻源，但民众对未来的兴趣，远大于对过去的纠结。

语言即政治。话语的变迁是两岸关系变化的参照。能够找到“先生”这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内涵广泛的“最大公约数”，说明汉语里依然有两岸和解需要的足够的语言空间。

我们不会忘记此刻在中缅边境，亿万国人还在期盼着远征军英灵遗骸“回家”。为两岸和解，至少大陆民众早就准备好了他们的心理空间。虽然我们半个多世纪不曾谋面，但你们一直在我们心底。

两位先生的会面不仅限于示好和和解，这已是历史大势所趋，更着眼于操作层面的未来。密切的经贸、人文和政治往来将增进互信，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会把孤立和对抗写入历史。

两岸和解有利于解决贸易争端，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两岸关系可以从这次握手走向密切沟通的实质，但并不会因为一次握手立刻发生质的变化。马英九说两岸和解，“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是在让人正视他和习近平先生代表的和解力量之外的干扰和阻力。

首先，岛内的政治制度决定马英九政府做出承诺和表态未必能够得到反对派的支持和贯彻。虽为兄弟，但分家66年后，也难保能够实现如人所愿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解。

其次，双方从军事到政治，从立法到经贸，有一系列建立在之前对立基础上亟待修改的法规、制度和体系，需要应时而变。但考虑到目前岛内的政治制度和立法程序，这些改变不会像握手来得那么迅捷。

此外，两岸关系虽属中国内政，却从不缺少外部势力的干预。与台湾交好的美国和日本恐怕并不希望看到两岸和解。难怪西方媒体的播音员在报道“习马会晤”的时候很多都会表现出惊讶的神态，播音员的语音语调中都有好奇和怀疑的意味。

二战以来，一些霸权国家屡屡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国家和民族分裂。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分隔也不乏第三方势力是始作俑者。“打断骨头连着筋”，往往这骨头不是被自己人打断的。

但只要两岸开启交流和合作的大幕，就应该允许这些杂音和阻力的存在。不利因素会倒逼两岸促进积极和解的力量不断探索克服“行之惟艰”的有效的危机管控体系，“以中华文化蕴涵的智慧，确保两岸互利双赢”。 和解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动态的包容、开放和平衡。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两岸经贸和技术合作早已在政治僵局打破前就已铺开。和解给两岸人心带来的情感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在放开旅游之外，希望两岸，尤其是台湾政府能够放开大陆学生赴台留学的限制。如马英九所言，他的五点主张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两岸没有理由不加强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上世纪80年代末，葛剑雄先生写过一本振聋发聩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中国的分裂与统一》，通过大量的研究，指出统一与繁荣没有必然的联系，仿佛分裂与衰败没有关联一样。其实，中国有很多称谓，曰华夏、曰中华，这些历史积淀的语言称谓背后指涉的是中国人的模糊的疆界和国家观念。作为现代国家政党，追求和捍卫国家统一是应尽职责，但如港澳问题的解决，现代中国的统一恐怕不再是武力征服基础上的形式统一，而是民族复兴基础上的文化、经贸和民众融合统一。

让人欣慰的是，两位先生都把“人民福祉”和民族大义放在了党派差异之上，这种姿态在抗战时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石，今天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