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左派造出“孔子和平奖”，与“诺贝尔和平奖”分庭抗礼，但他们造不出“祖冲之科学奖”或“郦道元科学奖”。因为科学从来不讲政治，哪一派都要讲科学，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落后。相比之下，和平从来都是政治的“玩偶”，文学则是意识形态的“囚徒”。
“和平奖”获得者可以沦为世界笑柄，“文学奖”得主或许是国家叛徒，但科学类诺奖获得者，却可以作为世界公民被广为赞誉，因为他们的发现超越了政治和国界。
中国人对本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期盼，在每年冬天诺奖揭晓时都会达到高潮。屠呦呦凭借其在1972年发现的抗疟药物青蒿素，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但尘埃落定之后，国内并未出现一场科学热。
与科学在我国国民中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凭借提出核电“介子”理论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从此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崇尚科学、投身科研的热潮，延续至今。
在汤川秀树之后，至今已有18位日本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医学奖，其中有14位是在2000年之后获奖的。
以屠呦呦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抗战前后上中学，念大学，六七十年代搞科研。他们的科研条件、科研环境和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今天。但他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崇尚科学的精神却足以令今天的国人汗颜。
科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不是科学家独有，而应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家可以在知识和逻辑上强于我们，但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参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求真和求知，证伪和试错。也许我们的专业知识远不及科学家，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隐瞒自己对真理的无视，伪装无知，对探索的痛苦噤若寒蝉。科学从来都是一个民族的事。
媒体有关屠呦呦的报道，大都集中在她不是院士，她没让领导送机，对于与她的发现及科学，哪怕是与科普有关的议题，几无着墨。这反映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科学素养和专业精神的匮乏，也反映了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趋向。
在互联互通中，我们心甘情愿地进入了信息的海洋，才发现海水可以滋养鱼虾蟹龟，但却苦涩粘稠，哪如知识甘露的清冽。上网只需要动眼、动嘴和动手指，我们对塞来的链接、播放键甘之如饴，却唯独忽视了动手、动脑和用心。
网络社会是信息的海洋，却是知识的荒漠。它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仿佛有了知情权，有了话语权，我们就是世界的主人，其实我们变成了自己的奴隶。
人们总是把失去思考的自由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控制，却唯独不提自己如何在半推半就之间，在资本和市场编制的信息“雾霾”中放弃呼吸自由空气的权利，如何乖乖地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归结为硕儒的标签。
求知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科学则是知识之大成。丧失了求知欲，何谈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不知道屠呦呦本人领奖回国后如何看待科学在国民中的冷遇。她的演讲，通过网络传回国内，仿佛鲁迅当年对国民的“呐喊”，没有回声。那时的麻木是知识匮乏，现在的麻木是求知欲匮乏。
屠呦呦获奖的消息，终于没有敌过黄晓明的婚礼。
事情总是对立存在，对于科学的冷漠与关于科学的自大，真实地并立于国民意识的深处，这也是中国人诺奖情结的一个源起。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大国，何患今日蛮夷之“雕虫小计”，自讨我们的内心，何尝没有住着这样一个“满族皇帝”，和一个“老子富过”的狂人阿Q。
说实话，我一直以“四大发明”为自豪，但最近才发现“四大发明”诞生于1940年代，来自于一位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此君1937年37岁时开始学中文，承蒙中国太太鲁桂珍的帮助学语言，读古籍。
1942年，蒋中正在重庆，听说李约瑟在搞中国科技史，旋即把李和鲁接到陪都。李一年后就在重庆就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及时提出“四大发明”，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其实这种鼓舞何尝没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47年，李约瑟回国，1954年他和鲁桂珍发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人民总结了2000年的科技史，并被中国人奉为科技圣经。但凡是读过这大部头的人就知道，作者很多是从古人的文学、随笔、传说甚至演义的只言片语中，满怀希望地寻找着能用今天工业技术解释的一切伟大发明和伟大创造。
有专门分析这部“著作”的技术帖写到：“毕升活字印刷只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的一个奇闻，从没有在中国得到过实际应用，中国从来就是用的雕版印刷术。清代中期，中国从欧洲引进了西方古登堡的印刷术，中国才开始了活字印刷的历史，到底是谁学习了谁的印刷术？有人问金庸，你在《鹿鼎记》中为什么要说庄家印《明史》，非要刻板？中国可是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清朝怎么还会用刻板？几乎要大批判的架势，金先生苦笑：事实如此。”
1986年有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完全根据李约瑟的论据，搞出来一本《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这本书今天还作为中国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书畅销在书店和网店里，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满足于自己的国家有那么多第一，长大后却发现事实是另一个样子，会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论如何，童年埋下的自大和自卑一样都难以根除。
发达国家的少年大都不需要去背诵那么多自己国家的世界第一，他们的科普书大都深入浅出，是本国顶级科学家写的经典之作。如60年前，德国泰斯洛夫出版社出版的一套经典少年百科知识全书《什么是什么》在德国累计销售数千万册。几十位德国诺奖科学家都是读这套书长大的。
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科学家，如张衡、张仲景、祖冲之、郦道元、孙思邈、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但我们除了背诵他们发明了什么，对于他们的成长、失败和人生知之甚少。这样除了培养自大和无知，还会泯灭孩子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这两样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根。
洋务运动以降，中国便展开关于西学的讨论，到五四，到新中国。大凡中国的进步无不建立在“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指导下的探索和突破之上。
今天，中国人有几百年来最好的物质条件，去拥抱科学，探索未知。屠呦呦演讲时，我多么希望，她平实的讲述，能够在每一位听她讲话的中国少年心里播下科学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多么希望她能像汤川秀树一样，激励几代科学家的成长，给一个沉睡的国家带来科学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