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高铁昨天开通了，全长308公里，11站，单程一个半小时，老成渝线从成都到重庆要走13个小时。
孙贻荪坐在成都首发车的二等座上，安静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离这条高铁线不远，就是他1950年到1952年全程参与修建的老成渝铁路。
途中山区小站旁的山坡上，村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奇地看着缓缓进站的“子弹头列车”。“成渝铁路通车时，火车站附近有七八万人看热闹，”孙老陷入了回忆。
成渝线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四川的骄傲，也是孙老人生的分界线。
孙贻荪1932年出生在江苏泰州，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是上海工人，叔叔是蒋经国身边的上校文官。1949年南京解放前，蒋经国曾当面邀请他一家人去台湾。“但叔叔认为共产党终会胜利，安排我接洽一个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去了重庆一家报馆做了实习生，”他说，少小离家时的情境，今天历历在目。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孙凭借扎实的家学基础，以及南京莫愁湖边接受的高质量的高中教育，顺利进入中国人民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成了一名军人。“学的是毛泽东思想，上课的是二野首长，邓小平还给我们讲过课哩，”他说。
半年后，一纸调令调他去修成渝铁路，身份是筑路纵队的排级参谋，负责调配人力，监督进度，沿线剿匪。
成渝铁路是川汉铁路的一段，从清末修到民国，又修到新中国。孙老介绍，此前四十多年，断断续续施工，已经完成了成渝线三成工程量，筑路部队还要处理大量的土石方、涵洞和小隧道，并完成最后的铺轨。尽管如此，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候，筑路部队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条山区铁路。
工程师很多是北洋大学毕业的，技术工人来自重庆的兵工厂，一线工人来自二野士兵，钢铁来自重庆钢铁厂。还有少量的苏联专家，“苏联人拿着天文数字的薪水，但工作态度和水平差别很大”。
主要缺少的是好木材。“四川的老百姓非常纯朴，很多人捐出了家里保留的寿材，做了枕木，”孙老说道。“山里的农民对钢轨充满好奇，对未来的火车更是充满期待。”
修路时赶上土地改革，在一次县里的运动前。团首长要求他第二天在运动现场“执行”一个地主，但他以枪法不好，会给部队丢人为由巧妙地推掉了这次任务。“我没有理由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但现在还很紧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工地上五万多筑路部队官兵陆续奔赴朝鲜前线。短时间内，四川政府就招来十万农民，投入全线505公里的筑路工地，每天得到的报酬是能够填饱肚子的三顿饭。
成渝铁路东接长江航道，南连川黔公路，北通川陕公路，西达康藏地区，是建设西南铁路网的起点，也是支援进军西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重要基地，在军事上也有重要作用。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正式通车，孙贻荪也接到了开赴朝鲜的通知，做一名战地记者，命运翻开了重要的一页。成都站上火车时，他的朋友请他吃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算是践行。
在朝鲜，他曾目睹清川江畔，美军轰炸机在不到“一根烟的功夫”把一座城市夷为平地，他曾用身体掩护朝鲜小女孩，在美国空军战斗机的扫射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也曾在掩体里吃饭时看到刚刚取饭的灶坑被轰炸得面目全非。
在朝鲜，他去过血腥的上甘岭，见过朝鲜领袖金日成，接待过英雄罗盛教和杨连第的老父亲，目睹了老人在烈士牺牲地放声痛哭。他采访过美军战俘，也采访过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
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字里，他从没有把志愿军写成“最可爱的人”，也没有把美军写成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他们都是人，你懂吗？”采访中他总是这样反问我。前几年，他在四川采访过唯一一个被美军俘虏的志愿军女战士，是个军医。
战场上这位军医为了救助一个腿部受伤的美军士兵，把仅有的炒面让给敌人。自己靠吃野菜为生，结果中毒昏迷，后被美军俘虏。“她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再提被释放后的生活，”孙老说。
直到1954年帮助朝鲜修完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他才随部队回国。
“镇反运动”后，1954年他的叔叔后死于肺气肿，五十多岁，去世时是街道工厂的一个会计。他最后见叔叔时，问他是否后悔自己的选择，“他默不作声”。
一到四川，孙贻荪就立刻被派往宝成铁路工地。他经人介绍与一个来自自贡的姑娘相爱成家。“她是个电话接线员，声音甜美，人也好，这些年多亏了她。她今年81岁了，”孙老说。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
朝鲜的经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点燃了他文学创作的热情。两年的时间内，他的创作在宝鸡进入高潮，出版了两本诗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军旅作家，并得到文学家胡征的认可。
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前，胡征让他及时烧掉了两人的信件，孙贻荪躲过一劫，但在第三本散文集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反右运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没说话，但我是第一批被列为‘中右’分子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今天已经可以非常淡然地回忆那段岁月。
一夜之间，孙贻荪失去了干部身份，被送到四川各地的铁路一线工地劳动。“什么活都干过，”他对这段一直持续到1980年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就用六个字一笔带过。
1960年他的儿子出生了。但因为饥荒，一家人都得了严重的水肿。“儿子差点被饿死，他的命真是捡回来的，”孙老说。
1966年，文革暴风骤雨袭来，因为在国民党报社实习的经历，他差点被严加控制。他绞尽脑汁想起那位帮他安身的地下党党员的名字。辗转联系到那人，已经成为一名干部，在坦赞铁路工地。
“那位干部从非洲发回一封电报，证明了我的清白，”孙老说。“但随着文革的深入，他好像也没逃过厄运。工人和农民对我都挺好的，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帮助我，文革后期把我安排去山里看林场，”他说，“我交了不少好朋友，20多年只读了一本自己偷偷带在身边的父亲买的老书《三国志》。”
今天，他清楚地记得1980年平反时，新来的铁路局领导指着一个厚厚的档案袋说:“你的材料可真不少啊。里面有一张两指宽的小纸条，你看看。”孙老说: “那张泛黄的纸条上没有签名，没有盖章，只写着‘此人有重大特务嫌疑’。”
“这张纸条背后，是我的22年，”孙贻荪苦笑着说。“领导烧掉了纸条。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恢复干部身份后，他选择去了自贡作协，于1993年退休，退休前是自贡作协主席，退休后至今一直在写回忆录小说。
在他劳教的22年里，他的爱人一个人在娘家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我大女儿从小爱画画。文革时我们偷偷给她请美术老师在家拉上厚窗帘画静物，画石膏像，”孙老自豪地说。文革后，他的女儿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央美院，成了美术教授，1993年移民去了美国。小儿子也念了大学，在重庆工作，是铁路系统的工程师。
“我觉得自己挺幸福的，”孙老说。在他的微信签名档上写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火车刚开离成都时，十多位记者围住他，问的大都是同样的问题，而且声音故意提得很高，仿佛孙贻荪耳背得很：“孙老，修建老成渝铁路时艰苦吗？高铁比老铁路舒服吗？您坐上高铁兴奋吗？”
他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大声地回答着扔给他的这些问题，仿佛自己真的耳朵不灵：“艰苦！舒服！兴奋！每次提速都兴奋！”
年轻记者满意地转身散去，拿着录音笔，相机、手机，扛着摄像机，像是打到猎物的猎人，只留下孙老坐在那儿，他微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我说就说什么。这多好啊！”
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就是个老兵，一个筑路部队的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