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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在“中国方案”里寻找“中东机遇”
李洋
2016年01月20日

习近平主席本周访问埃及、沙特和伊朗。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对于发展传统友谊,促进新型合作有重要的意义。
恐怖主义蔓延全球,伊朗与沙特外交摩擦不断,中东经济调整空间被低油价不断挤压,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主席出访中东最重要的三个国家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国际上许多利益相关方也迫切期待中国在稳定地区地缘政治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上周中国政府出台对阿拉伯政策文件,该文件适用于整个中东地区,也包括非阿拉伯国家伊朗。文件提出了“1+2+3”的合作模式,以能源合作为核心,以经贸投资便利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两翼”,以新能源、航天卫星和核能技术作为三大重点合作领域。这是中国为世界上最为重要,又最为动荡的能源产地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与极为依靠武力干预,保护自身利益,解决地区问题的美国中东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某种意义上,在中国与中东的互利合作中,中国能够提供的,以及中国能够帮助中东国家建起的,大都是90年代初美国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入侵伊拉克以来,被美国中东政策和行动严重影响和拖延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
美国通过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定价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的垄断和巨型跨国公司在金融和工业领域的统治力可以干预国际油价走势和他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中东国家当前的经济困难都与美国人为压低油价直接相关。
美国在中东的敌人,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利比亚的奥马尔•卡扎菲、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以及伊朗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一直都是“伊斯兰国”代表的圣战基地组织的死敌,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很多盟友则与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虽然美国口头上坚定反恐,并且以此为名做了很多侵犯他国及公民权益的事情,但美国一个个推翻、颠覆和制裁这些人领导的国家,并且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埃及和突尼斯等一个个从主权国家拖入内乱的泥潭或者无政府状态,为基地组织渗透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这是美国政府闭口不谈的事实。
在美国反恐之前,基地组织的势力被基本限制在阿富汗境内,在美国反恐之后,基地组织和极端势力迅速填补了美国发动的战争和干涉在中东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又没有财力和精力去维护和发展这些地区的稳定和民生。作为世界反恐事业的领导者,美国是否反思过其在新进一轮轮恐怖袭击中,自己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9•11袭击”以来的十多年,在全球范围内是恐怖主义蔓延非常迅速的十多年。从巴黎到雅加达,从莫斯科到新疆,从马里到曼谷,那些死于恐怖袭击的本地平民,以及那些丧生在中东和阿富汗的美国士兵,都是美国政府失败的中东政策的买单者。
美国的国家机器可以千百遍播放一个摘下面纱的伊拉克女童微笑的照片,作为它发动侵略战争的正义解读,简单到粗暴,直接地感人肺腑,但中国在此之外更关注的是除了一瞬间的微笑,他们还能有什么?
中东几千年的历史表明,过度依靠军事干涉解决复杂中东问题的外部势力往往以失败告终。1960年代以来,石油给中东带来了财富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但在美国的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在巨额财富和其掌握的空前的战略能源上建成一个技术型产业强国。
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在其经典著作《石油大博弈》中把石油比作工业的血液,耶金在书中提到,二战结束后,沙特阿拉伯国库中的所有财富,一头骆驼就可以驮走。时过境迁,虽然很多中东国家“富到流油”,它们流出的“工业血液”滋养了西方国家战后的集体崛起,却没有给本国带来财富之外更多的附加值。
“中国方案”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它超越能源合作的内核,向经贸、基建和高新技术延伸。中国与中东的在产业结构和能源供需上的互补性成为双方合作互利性的基础。中东国家如果能实现从“输血”式增长向“造血”型发展转变,则可以构建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进而通过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公民素质提升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改良滋生极端恐怖主义的土壤和社会机理。假如能够如愿实施,“中国方案”也就有了世界意义和全球价值。
在历史绝大多数时段内,中国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和睦共处的国家。“中国方案”本身也蕴含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中国的文化精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交往中,被美国外交决策机构封为圭臬的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和反恐高潮时的“文明冲突论”,从未在中国决策者那里引发同等的效应。中国人相信普世价值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绝不为某一个国家或制度所独有。
当代美国政治理论家兹比格聂夫•布热津斯基按照地缘政治格局把世界比喻成棋盘,把国际关系体系比喻成大棋局,其实棋何尝不是从两国对垒演变而来的?他的思考渗透着冷战对抗的智慧。在全球化的当下,我更愿意把世界看作浩瀚宇宙中的一艘航船,大家同舟共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充当舵手。也许分工有差异,但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对和平、安定、繁荣和公平的追求上是平等的,唯有大家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通力合作,才能把这艘船开得又快又好。
中国有足够厚重的历史,近代以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发展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华夏文明绵延几千年就是在相互学习和彼此尊重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会把本国的价值观凌驾于别国之上,更不会给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宗教信仰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这一点无论中国国内局势如何变换,都没有发生过本质的改变。
在面对国际地区问题时,中国从来都是谋求在相互合作和对话中解决问题。无论自身的经济和国力体量几倍于他国,中国都从未想过以一己之力扭转时局。美国资深外交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拿围棋和国际象棋比喻中美外交的差异,前者在于“造势”,水到渠成,后者在于“搏杀”,一蹴而就。在谈到中美国际角色和摩擦时,他也曾忠告,客观地了解己方能力的边界是避免对外政策失误的重要一点。
美国发动的两次伊拉克战争,给中东乃至世界造成的晕轮效应远超美国的预期。半个世纪以来,中东国家早已领教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精髓,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东不应错过“中国方案”蕴藏的“中东机遇”,因为这些机遇昭示了中东一个光明的未来。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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