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视台记者在新疆冬运会上以“我冷”为由不配合安检的视频传到网上以后，遭到众多网民的口诛笔伐，家人和好友也不能幸免。他的单位对其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理决定。他通过个人微博道歉，非但没有得到网民认可，反而引发了一轮新的批判。
他个人微博上此前发布的信息也被人“盖楼”恶评，连一张关于他年幼的女儿照片也未能免于网民的戏谑和侮辱。
其实，自从拍摄者把镜头对准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被从其习惯的幕后拉到了前台。随后的剪辑、包装、发布、传播、转发、讨论、人肉搜索和批判，如倾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
这起媒介事件的发酵过程基本没有受到不同声音的干扰和约束，几个小时内就把一个人变为“全民公敌”。
视频的拍摄者和发布者轻轻松松按下录制键和发送键，开启了一个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的“潘多拉魔盒”。很多网络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开头一句“一则记者大闹安检口的视频近日在网上流传”，对发布者和传播者的身份只字不提。
网络热点新闻中的矛盾大都异常突出，好坏分明。很多门户网站标榜人文关怀，但其提供的内容产品很少辩证全面地报道新闻事件和双方当事人，更不用说去核实和进一步采访当事人。
第一波转发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近似丛林法则状态的言语攻击和批判，就如闪电之后的雷声，来得自然而然。
一些记者惯于摆架子，公权私用，他们因为不当的言行受到批评和惩治，无可厚非。这位记者的身份为这次事件短时间内积累了巨大的舆论势能。对于那些以污损和羞辱见长的“舆论领袖”，一个原本应该监督权力和揭露丑恶的记者一下变成了作恶者，戏剧性的角色翻转给他们提供了宽广的表演空间，并照例，延伸到该记者亲朋好友，为自己的追随者提供了更多窥探、攻击和发泄的对象。
社交媒体也热衷于新热点的出现。有热点，就有眼球，有眼球，就有广告。媒体就是注意力经济的发动机，这钱挣得无可厚非。
在这样一个“媒介丛林”生态中，每个对准蓝天和美食的手机镜头，都有可能成为猎手的瞄准镜。每一次按下发送键，分享快乐或孤单的拇指，都可能成为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那根手指。
你我或许没有记者的身份，但可能是医生、工人、教师、服务员、理发师、乞丐或者前台，我们每个人身后都有自己的“九族”。如果这次媒介事件不能唤起我们对媒介生态的反思，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就是一个个活在“瞄准镜”丛林中的猎物。
当然，我们也可以成为猎手，躲在蜂拥而至的争食者的背后，看一场自己开启，但又无法控制的饕餮盛宴。那里没有搏斗，只有一个个戴着网民面具的各行各业的人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平时，他们可能也是医生、工人、教师、服务员、理发师、乞丐或者前台。
以规则的名义建起荒蛮，又把荒蛮变为真正的潜规则。这样一个以公德和秩序为旗帜的网络伦理，及其所支配的冷漠世界，让人不寒而栗。
我始终不愿意把网络看做虚拟空间，因为那里比所谓的真实生活还要现实和残酷。如果仅仅因为互相看不到而称其为虚拟，那么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在面对面的交往中，我们真的看到对方了吗？
拒不安检的行为，自有法规约束。如果安检机构放弃那些常规惩戒途径，选择以拍摄和上传视频的方式惩治违规的人，那么安检机构也算是任性。
拍摄是为了执法取证，绝不是为了“游街示众”，这段视频最终从安检机构的摄像机中流传到网上，安检机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大记者”面前，安检员仿佛是弱势，但在录制，及其随后的包装和传播视频的过程中，他们利用记者的身份，悄然完成了一场当事人缺席的舆论审判。
这个审判台上，只存在绝对的正义，以及被其逼到正义边界之外的绝对的邪恶。对“恶人”亲朋好友的批判和侮辱，仿佛也是在框定正义和良知的边界。
网络管理者急需借鉴现实社会的法治和治理经验，加强对网络信息生产、发布、传播和消费的全流程监管。这样我们会得到更多高质量的信息和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公共领域，而非一个网络民粹主义横行的网络群氓时代，那是一个情绪容易被传染、被操控和被煽动的图景，缺乏理智、追问和分析。
网民面具背后是一个个有确切身份和社会关联的公民。出于良知和廉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做的事，不会说的话，如果戴上这个面具便可以肆意妄为和信口雌黄，那么这个面具本质上就是一块丑陋的遮羞布。
在一个热衷于集体侮辱和宣泄的场域内，没有幸存者。我冷，在这个网络的寒冬里。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