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伊塔克岛之王奥德赛或许不会想到，在他率领希腊联军以“木马计”胜利结束十年之久的特洛伊之战后，还要经历十年漫漫海上回乡路，最后终于回到他钟爱的妻子身旁。对很多农民工而言，每年“春运”何尝不是一次次微缩版的现代《奥德赛》史诗。
为了多给家里带些钱，他们宁愿牺牲些时间，更不计较舒适，选择最便宜的交通方式。远途民工期盼买到K字头或L字头列车硬座票，偏远地区的中短途民工骑摩托车回乡。偶尔会有没要到薪水的民工沿着高速徒步走回家。等待他们的是一年未见的留守父母和留守儿童。
如果有人能绘制出一幅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延伸的民工回乡潮脉络图，人流越多脉络越粗，等到乡村就像植物根须的末端，越来越细，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地发现辽阔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像供养植物的土壤，通过山路、公路和铁路这些导管，源源不断地把 “水和无机盐”输送到东部的几个焦点地区，促成京沪广深的开花结果。
这种供养模式不仅发生在全国范围内，也适用于单个中心城市与其周围的乡村。东部发达地区很多农村已经城镇化，而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村都呈现一派冷清的景象，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热闹起来。
生产要素总向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流动，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 农村田地撂荒，缺少青壮劳力，并非是农村日益贫困的写照。相反，农民人均收入这些年都跑赢了经济增速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贫困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减少。农村平时的冷清说明，还有很多经济制度藩篱尚未打破，资本和技术还不能顺畅的流向农村。
城市以劳动报酬反哺农村，对文化和教育资源的输出却非常吝啬。中国农村的问题绝不仅是经济问题，而在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与收入增长的不匹配，这是在吃饱穿暖之外，政府应该充分体察和抓紧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目前中国农村有接近6500万留守儿童。他们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家庭教育长期缺失。冷清的村落和离散的宗族体系所能提供的乡土社会教育与之前不能同日而语。
我去贵州毕节采访扶贫，发现政府帮扶是有边界的，超过这个边界，政府的努力就会事倍功半。留守儿童缺少父爱和母爱，是多少基层干部频繁家访和“送温暖”都无法弥补的。近年来屡屡出现的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充分说明，物质上去了，未必农村就好了。
十多年来，农民收入提高不少，但是农村孩子接受的教育的质量并没有成比例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改善，这是因为农村学校教育发展有非常明显的瓶颈，教育选择十分有限。在城里，可以通过选择购买学区房择校，有公立、私立和国际学校多种选择，还有五花八门的兴趣特长培训。在农村，家里有钱和家里没钱，能上的学校都是镇上或县里的中心校。
我在甘肃、贵州、江西、陕西、四川和广西的采访中，遇到不少这些地方中心校的老师，他们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虽然教师收入待遇和教学条件有所改善，但老师的教学水平提高不多，教出名气的好老师不久就会到城里另谋高就。农村孩子不断成为新老师练手的对象，乡村学校教书的老师缺乏培训和深造的机会。学校有了，教材有了，教师水平上不去，前期投入的功效大打折扣。
很多地方都为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提供职业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步入社会进行基本的技能铺垫和人生过渡，这算是对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的一种补救。在撤并村教学点之前，村小老师是一个村落的“先生”和文化精英的代表，这种模式绵延了数千年，但现在基本消失了。
从1980年代算起，农民工的身份已经遗传了三代，留守儿童也到了第三代。在采访中，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留守孩子越来越不好教，除了性格和心理问题，就是父母的打工经历和他们亲眼看到的农村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知识和人生的看法。
第一代农民工文盲率高，打工只要赚到钱就希望让家里的孩子有学上，那时因贫困辍学的孩子不少，走出农村的父母迫切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获得市民身份。这一代孩子大都接受了基本的教育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并且在他们技术和人生的成熟期赶上劳动力价格爬升，社会分工细化，只要肯干都能赚到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不少人还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生意。
他们的孩子是第三代留守儿童，吃饭和上学都再不是问题，如何在短时间内挣大钱，成为很多留守儿童长大后最直接的人生目标。读那么多书，不如早点出来打工。认识字，能算账就可以了，上了大学不也一样找不到工作。这是很多第二代农民工过年回乡时对老师说的话。
第三代留守儿童大都不会干农活了，农业劳动的辛苦和低回报与城市能够提供的经济收入无法相提并论。去年12月14日福建南安市公安局因有人举报抓了几个“失足妇女”，都是“95后”，在做笔录时，她们说，老乡圈里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到年龄赚足了，回家开个店，说不定还能嫁个公务员”。警方说，南安很多这种年轻女子都来自贵州，不少人在童年时期是留守儿童。
在我的采访中，只要遇到拆迁村，学校的老师大都会一肚子苦水，一夜暴富让很多孩子的心理悄然变化，诚实劳动的传统和美德慢慢消退。不少因为拆迁和旅游迅速富裕的村寨中，问题青少年反而多了起来。
原本维系农村文明和文化的一整套基于宗族、宗教和家庭的制度体系，在由原始的小农经济向粗放的市场经济激变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其留下的空白之地又未建起比积累财富更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新的信仰体系。农村要现代化，就要有自我组织和沉淀的能力，否则永远都是“留在乡土，守望城市”的附庸。
在这样的乡土之上成长的六千多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危机和文化信仰问题，是未来中国不容回避的严峻治理挑战。中国政府上月末开会讨论留守问题时，指出要从源头减少留守儿童。真正的源头其实不在把孩子送到城里，或者在农村为父母找到工作，而在农村儿童心底对知识和人生意义的认识。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