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老家，有人写了“返乡笔记”，慨叹农村的萧索，大有鲁迅笔下故乡苍凉的味道。也有人趁过年带城里女友回老家，没成想不锈钢菜盆和发黑的竹筷子吓得女青年星夜返城。
诉诸乡土的悲鸣最有市场，谁没有故乡？源自对婚姻幸福追求的“逃亡”也最煽情，谁不希望门当户对？春节过完的舆论场中，仿佛中国农村已经无药可救。
改革开放三十年，城乡差别总体变小了，但农村之间的分化大了，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现在的农村分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从一线一直划分到四线。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比很多三四线城市都要发达。而一线城市与中西部落后农村之间的反差之大，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不仅是因为农村落后，更是因为一线城市发展实在太快。
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城镇化，那里的大城市通过各种现代化交通和通信渠道所能吸引的肌肉和大脑，大多来自不发达的中西部农村。经济学意义上，这种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徙对于个体也是回报率最高的选择。
城镇化意味着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此消彼长。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其高潮伴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在百余年全球殖民统治积累的巨额财富基础上，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与社会保障和分配制度的完善同步推进，压缩了农业人口减少给农村社会和风貌带来的消极影响。
而中国的城镇化肇始于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农民获得了离家工作的自由。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人口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相比在家务农，这些城里的工作尽管不能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换回城市户籍，但前后却为3亿多农村劳动力脱贫和接受必要教育培训积累了资本，为改善他们家人的生活创造了可能。
在短短几十年内要解决几亿人的城镇化带给农村和城市的问题，这是世界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情况。此外短时间内迅速融入全球贸易的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条底端，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条件，像发达国家一样同步推进高质量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这就在客观上延长了农业人口下降和现代农业崛起之间的“断档期”。虽然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维持了三十多年，但真正在农村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免除农业税和让农民领上基本的医保和社保也只是近十年左右的事情。
相比迅速发展的城市，农村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社会基本保障制度的普及、劳动权益保护和户籍改革滞后，进一步把原本现代农业急需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与土地剥离开。这种剥离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最为明显。换句话说，“返乡笔记”中所竭力描绘的萧索景象并非纯粹的农村衰败，而是农业生产要素被吸收到城市后留下的“真空”。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它们的衰败都伴随着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人口减少，生产效率持续下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失灵，教育下滑，尤其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但中国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城市，农业生产效率和规范化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提升，社会治理及公共服务体系日臻完善，教育培训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屡屡跑赢城镇居民及GDP增速，农业生产也连续多年稳产丰收。中西部地区靠近城市的农村利用特色农业、生态养殖、采摘和旅游逐渐富裕起来，随着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的延伸，越来越多的沿线农村会从中得到实惠。
我采访过不少在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和专门对口为他们服务的当地政府部门，这些农民工大都只愿意让孩子来城里享受良好的教育，不愿意放弃中西部的农业户口，因为放弃农业户口意味着放弃了他们所有的那一份集体所有的土地。他们普遍看好现代农业发展是大势所趋，土地所蕴含的经济利益和商业价值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的重要原因。
伴随中国城镇化的深入，不仅城市近郊的一批农村会实现本地城镇化，一大批处在偏远山区、生态环境恶劣的小山村也将逐渐消亡。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而非农村整体衰败的客观表征。我在甘肃临夏、陕西延安、广西防城、四川阿坝、山西大同和贵州毕节都曾采访过这样的荒村，原本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大多是几百年前逃难来的移民，选择最偏僻的地方安身立命，生产效率极为低下，水电通讯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覆盖成本也极高。如果那些“返乡笔记”的作者恰好来自这些山村，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把整个山村的消失写成历史悲歌？君不见历史上城乡更迭就如同人生的迎来送往，消逝的名城古镇远比现存的多。
相反，中国政府正在迫切推进的与“三农”有关的各项制度改革和大幅增加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都是在为填补农村“真空”赢得时间。农村的历史欠账可以变成后发优势，中西部农村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
农业人口有序落户城镇，提高新市民的教育培训水平，就是在提高人口素质。中国经济的转型说到底是从享受人口红利到享受人口素质的转变，而几亿新市民的转变才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中国城镇化一个理想的方向是农民具有充分选择的自由，在一个工业和服务业充分发育的城市和一个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农村之间做出职业选择。不论从事怎样的职业，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享受应有的职业保障和职业尊严。
新制度经济学学者道格拉斯·诺斯把开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对产权的保护和对自由的保障。新一轮改革就是要把对产权和自由的尊重扩展到城市和工业之外更为广阔的农村去。中国从农业国家到经济大国，靠的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要从大国走向强国，实现民族的复兴，必定少不了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农民的市民化也要经过一个先工作，后定居，再融入的过程，针对不同级别的城镇有序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
享受择业自由和职业尊严，享受土地财产权的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有更高的文化和精神追求。农民的尊严不是靠城市的倾斜，而是靠农村自身的发展。仓廪实，才能知礼节。招待上海女青年的农家饭完全可以变一个模样，不锈钢菜盆换成粗瓷餐具，实木餐桌铺上手工桌布，昏暗灯泡变成明亮的节能灯，端上桌的可能还是那只土鸡，那条池塘里自然长大的鲫鱼和那些自家院子里的蔬菜。谈话的主题不再是询问对方家产和成员，而是十分照顾对方感受有分寸的话题。
三十多年前我们还在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作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按照现在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势头，要在中部地区的农村逐步实现上面描述的乡村景象只是时间问题。
返乡笔记的作者大都活跃在北上广三大一线都市圈，而“落跑女友”恰是从江西老区跑回最发达的“大上海”。他们都在短时间内目睹了中国繁华和落后的两端。一天不到的交通时间，跨越的是几个层级的地域发展差异，几十年的技术和制度效率差距。
前一批人挣扎在返乡和离乡之间，可以通过奋斗挤进繁华的都市，却发现一旦如此，就永远回不到那个田园诗般的故乡。故乡没变，变的是人心。人心思变，四海为家成了无处为家的托词。但如果他们能够少一些碎片化的感慨，多一份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观察，或许不仅可以找到自己的故乡，还可以让它变得更美丽。如果他们深爱着自己的家乡，那么就应该摒弃隔岸观火式的悲悯，多些建设性的观察和参与，用专业的报道剖析家乡落后的原因，尽到一个新闻人应有的公共责任，才不枉家乡父老的期待和养育。
后一批人畏惧的不是餐具的简陋，而是牵手的勇气，缺少的是理解和包容。把自己不满的男方家待客之道公诸于众，也就等于打破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损人不利己。世界是自己的，真正的幸福感只来自心底的安定和宽容，而不是赌博式的选择。刀叉切下的也许是垃圾食品，黑筷子夹起的也可以是“舌尖上的中国”。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