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两会的记者大都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与平时难有机会接触的专家、企业家和官员擦肩而过。尽管每天都面对高度浓缩的海量信息，相信很多人对两会都有一个清晰的总体判断：问题多了，交锋多了，争论多了。

《论语》有云，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思是说，那些徒手伏虎，弃船渡河，且因此死不改悔的鲁莽之辈，不值得交往。真正值得托付的是那些处事谨慎，善谋善辨的人。

两会越来越体现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特点，大会议程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论述问题、困难和任务。他获得的掌声大都来自他表现出的对民生的关心和对未来的信心，而不是政府的成绩。因为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的是，政府做得好理所应当，政府做不好，必须问责。

总理的报告聚焦经济转型，廓清符合中国国情的供给侧改革的路线图，强调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导未来的发展。通过总理的介绍，这些方法和理念进一步的增强了世界对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信心，也坚定了国内各界共克时艰的决心。

当下，很多西方学者还在拿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下降作为看衰中国经济的佐证。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电力消费中70%的电用在重化工产业，而这些产业的附加值低，环境社会成本极高，铁路运输今天只占中国货运总量的8%，超过一半的铁路运力用来运煤。这两个指标下降恰恰反映了中国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积极变化：中国越来越依靠清洁能源，中国的服务业增长迅速。

衡量中国经济不能一味用“老眼光”或“老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更像是一盘围棋，不在乎一子得失，重在全盘谋势，统筹短期和长远利益。从90年代末融入全球化开始，唱衰中国经济的“崩溃论”时隐时现，但正是伴随着这些质疑，甚至污蔑，中国经济总量稳步从世界七八位上升至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质量和驱动要素也在随之优化。

那些对中国经济不抱希望的西方专家如果能有机会看到两会现场的发言和讨论，他们也许会慢慢反思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发言和讨论涉及的领域之广，内容之复杂和程度之深刻无不昭示了中国一种强烈的社会共识：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的施政纲领，言简义丰，后续各部门会根据报告提出的问题和任务制定详细的施政方案、时间表和任务书。这份报告从起草到发布历时半年多，征集了上万条来自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意见。发布之后，有几千名代表和委员继续审议，提出修改建议。可以说，政府工作报告是全体国人一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集体宣誓。

只要就业、民生和环境几大领域能够持续向好，经济一时的起落都不再重要。这届两会一个潜在的转变是，政治话语越来越具有问题导向，而不再是明显的目标约束导向。以前，为了既定目标，可以牺牲很多不该牺牲的公共利益。现在，只要那些重要公共利益得到了保护的提升，经济增长目标不过是一个落实任务的参照。

与会的50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来自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精英，在十多天的时间内，他们围绕政府工作、预算制定和执行及立法等工作履行宪法职责，建言献策。每个人背后也许都是一个行业，按照全国人口算每个参会者背后都有几十万公民翘首以盼。

两会看似时间充裕，阵容庞大，但具体到每个细分的行业和领域，平均下来审议和讨论时间并不长。换句话说，两会时间是国家治理上不折不扣的“黄金时段”。一条及时的修法建议可能换来一部善法，一项有价值的提案可能意味着一个领域数年的善治。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但凡是在社会和经济治理上有所建树的国家其政策、法规的制定和修订，都是各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讨论、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最终还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校正。两会就是为这种过程提供最直接和开放的平台，能够围绕具体的治理议题展开的讨论和交锋，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博弈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媒体怎能缺席？记者不是旁观者，而是两会上一个特殊的参与者。也许地方官员代表的提案可能为本地利益服务，可能企业家代表的提案是在为自己的企业或者行业背书，可能部委官员的表态会顾及部门利益的牵绊，但记者的追问从来都是以广义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好的提问不需要雕饰，简单而直接。记者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记者的追问就是一种公共利益的表达，督促政府负责，监督代表和委员履职。

参与两会报道的一线记者大都是年轻人，但没有一个被采访对象可以忽视这个锐气十足、熟练掌握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的特殊群体，因为代表和委员可以设定会议议程，但媒体议程往往是由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镜头、录音笔和兴趣点决定的。提问也是一种态度和表达，让决策者和参政议政者感受到压力和紧迫。

今年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对记者提问的回应大都是开诚布公、切中要害的。在我参加的全国人大四川团的开放日会议上，省委书记与地方代表直接回应了媒体有关反腐是否影响经济和大凉山扶贫攻坚之难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也许，有些话语在表达层面并不完美，但话语本身体现出的问题意识、专业态度和坦诚传递给两会之外的是信心和希望。

这些生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记者还有其他社会身份，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是年轻的父母，是为父母和孩子天不亮就到医院挂号大厅排队的患者家属，是刚工作不久的毕业生，是准备买车买房的人，是要交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劳动者，是每天堵在车流中，挤在地铁里的“低头族”，也是每天拉开窗帘前就期盼蓝天的普通市民。

他们个人的知识和阅历可能还无法和那些专家型记者相比，但他们用高投入的群体作战弥补了个体的不足。生活赋予他们的工作热情，新媒体生态给他们培养了独特的新闻敏感和判断，这些热情和职业精神不断驱使着他们一次次“包围”那些有观点、有态度的代表和委员。当碎片化的信息足够富集时，两会的图景和脉络也逐渐清晰起来。

两会上就只有三种人：代表、委员和记者。作为有幸参加两会采访的记者，我只想用自己的观察和笔触告诉会场之外的人们：今年的两会直面问题和挑战，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民族复兴之路上，没有局外人，也没有旁观者。我们因为一起克服的困难而有了更多的意义。

关于作者：李洋，中国日报四川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