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消息源显示北京著名的都市报《京华时报》即将停刊，并入《北京晨报》。很多报人唏嘘不已，报纸真的没有前途了吗？

就在传出这条消息之前，《纽约时报》对其在全球发行的国际版进行了改版，增加评论、深度报道和独家消息的比重，出版人小阿瑟·苏兹贝格表示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增加记者人数。他坚信“数字化时代，读者更看重一份报纸的深度和广度”。

《京华时报》的退出有技术进步对纸媒挤压的外因，也有特色流失，内容质量下降的内因。前者对于所有纸媒都是平等的。与新技术融合得好，相得益彰，对纸媒是锦上添花。但决定纸媒生存的根本还是要看一份报纸对内因的把控。苏兹贝格的表态也验证了这种判断。《京华时报》的官微粉丝数量接近1000万，但依然无法返回其衰落的颓势。

同在京城，创刊较晚的《新京报》做得风生水起，得益于其对深度和独家内容的不懈追求。独家和深度的报道是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可以确保报纸在公共领域的媒介议程设置中居于优势地位，建立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三力合一又会对该媒体报道的传播效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形成良性互动。

报纸在时效、表现形式和发行成本上远落后新媒体，如果再不能提供独家和深度的报道，那么就只能在舆论大潮中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新闻变成旧闻，报纸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剧的是报界的优胜劣汰，而不是加速了报纸的衰亡。广播、电视等媒介形式的出现都曾推动报业的进步，信息技术进步给媒介带来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重新洗牌，各取所需。

融合发展已经是趋势，但这并不是说报纸要丢掉自己的特色，相反更应当把独家和深度的特色做足。当下报纸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警惕的现象，任其发展将直接危及报纸内容自身的独立性和竞争力。

任何一份成功的报纸都是有性格，有品位，有立场的高质量文字产品的提供者。好的报道永远不缺少读者。相比之下，新媒体则更民粹，更碎片，更多变。报人要有报人的信念和对文字的信仰。其实，新媒体自身内部的洗牌速度远快于报界的优胜劣汰。

优秀的报人在选题、采访、写作和编辑上都应有独到之处。他们应该是一群媒介“工程师”，他们的核心技术包括对舆论形势的准确判断、对选题的独到把握、采访中的技巧、对文字的苛刻和在编辑上的匠心与专业素养。这些是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无法取代的。基于人脑和意识的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和认识能力是报纸立报之根基。

科技发展，人类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只有媒体在要求自己的记者要会的越来越多，从视频到摄影，从文字到直播，不一而足。需要追问的是，媒体融合应当让记者更有专长特色，还是样样精通？布列松拍照片，李普曼写评论，鲍比·迪伦写歌，里芬施塔尔拍纪录片……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是，“全媒体记者”在这些领域要全部招之能战，战之能胜。最后反倒忽视了对思维、逻辑、沟通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才是记者的看家本领。

信息技术的发展应该把报人从技术中解放出来，回归新闻和文字的本真状态。110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超过十分之一曾经做过记者。试问今天的记者中还有多少痴迷于文字和语言本身的魅力？

相比拥抱新媒体，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更应当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像普通受众一样，他们在生活中被新媒体信息包围，但其职业身份要求他/她应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甄别信息，判断趋势，保持报人相对时代的独立性，以及与新媒体的距离感，那么新媒体可以是报人的良师益友。报纸是社会公器，报人若产生对新媒体的依附，那么报纸就会变成新媒体遥控的私产。如果报人自身如普通受众一样，沉浸在技术和信息编织的神话中，一味追求点击量、转发量和轰动效应，那么就会迷失自己，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变成新媒体的奴隶。

新媒体再造的是一种虚拟时空和自我认知。这是报纸阅读无法实现的。但高质量的独家、深度报道和语言文字自身蕴含的认知逻辑和想象空间也是“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和视频观看无法企及的。

在印刷时代，人们呼唤知情权，那是信息产品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新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呼唤“不知情权”，因为总体而言今天已然是信息产品的买方市场，供远大于求，劣质虚假信息泛滥，受众获得优质信息产品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这是任何一份有雄心和远见的报纸都应当充分利用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经历了90年代末都市报的爆发式增长，21世纪初新媒体带来的报界洗牌会抬高优秀报纸的媒介地位，引领报纸进入一个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时代。那时，报纸将是一种优质阅读产品的代名词，读报仍将是一种生活品位和人生态度的写照，而报人依然是时代的记录者，保卫社会，捍卫良知。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说：“我写作是为了被爱：被某个人，某个遥远的人所爱。”报人对读者和他们共同所处的时代，难道不也应有这样的信仰和情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