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在港大演讲，题目是《一首歌，一个时代》。她说：“一首歌能够经历数十年依然不被忘记，是因为它是时代、是历史，更是每一个人的回忆与安慰”，接着提问台下听众：“你们的启蒙歌是哪一首？”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发言说：“我想起进大学的时候，很多师兄带我们唱的《我的祖国》。”

龙反问道：“真的？《我的祖国》怎么唱，头一句是什么？”她话音刚落，观众席上先是一阵笑声，然后有零散声音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最后变为全场合唱。龙以微笑，然后大笑回应。

这事挺温馨的。有些媒体非要冠以“被打脸”之类的题目，何必呢？

龙应台后来回应说：“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

她还说，因为没有听过《我的祖国》，所以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听众开始唱时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在优美旋律的感染下很快唱开了，“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交互是演讲的灵魂。龙和她的听众都有收获。这多好！在高水平的演讲中，出现激烈碰撞的尴尬，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小插曲，是听众的“小确幸”，更是让演讲出彩的地方，何必上纲上线？换句话说，没有那几十秒的尴尬，这次演讲能刷屏吗？

龙应台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和作家。反抗是文学的宿命，也是很多文人与世界交往的方式。能够向观众发问“你们的启蒙歌是哪一首？”这发问够响亮，也够狡猾。一旦开口回答，听众也就进入了演讲者设计的规则中。

龙说的启蒙绝非孩童向成年的过渡，而是具有强烈政治指涉的启蒙。这一点在她的演讲和后来对此事的回应中得到了验证。她提到了《绿岛小夜曲》，当时这首倾诉爱情思念的歌因为被认为暗藏政治暗示与影射遭禁，还有《四郎探母》，它反映的是当时从大陆到台湾的几百万“失去根的人”的内心矛盾。

所以，龙最初抛出这个问题，其中包含了诸多的预设和埋伏。“启蒙”这个词，放在一个台湾作家在香港大学演讲的语境中，其内涵和外延都变得愈加具像，仿佛台湾和香港都已经是“被启蒙”过的。我们这些经历过启蒙的人坐在一起谈谈启蒙。

只不过，大合唱《我的祖国》打乱了她的套路。龙女士后来的回应可以看出：她坚定地认为校长是不能唱“红歌”的。演讲中，骑虎难下，大度成了唯一的选择，她认为周校长很诚实，解释说“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

按照她的提问方式，自己应该把自己归为已经被启蒙的一类人，但她没有听过《我的祖国》，而且这类歌在她看来是不应被归为启蒙歌曲的，但她的回应说明，“红歌”照样可以是一个人的启蒙歌曲，而且被启蒙的人可以是与她同样“诚实”的人。这应该是龙女士此次演讲接受的一次“启蒙”。

《我的祖国》歌唱的是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歌颂的是捍卫和平的勇毅。不论哪个国家，这些都是永恒的价值观。这样的经典，承认它是人生记忆还需要勇气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启蒙歌曲，没有标准答案。龙女士何必觉得尴尬和惊讶？

能流传下来的歌曲是历史和记忆，都值得尊重。?《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龙女士不懂。她先天把歌分为“红歌”和“歌”，把人分为“启蒙过的”和“没启蒙过的”，把自己置于道义高地。

在我的新闻采访工作中，遇到这样居高临下，来给中国人上课的“讲师”曾有很多，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让这类人逐渐从说教转为交流。相比龙应台六年前在北大那次《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的演讲，这次她在港大的演讲算是谦虚了很多，但依然还没放下架子。那次演讲她想说的太多，但一样都没说好。

可以理解，生长在眷村的少年，大都有一颗“中国心”，可惜他们很多人看不上大陆，但又融入不了台湾，成了时代的遗孤。难怪龙应台的启蒙歌曲是《四郎探母》，她也承认自己是没有根的人。她在北大的演讲也在发问何为中国？我算哪国人？

拜托，这是你独有的身份焦虑，但未必是你听众的人生困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这不是台湾的政客和文人可以改变的客观事实。

龙女士的书在大陆卖得很好，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她的情怀和笔触。可惜她所自豪的被启蒙过的台湾当局还没有勇气，让同样优秀的大陆文学作品进入岛内，也没有魄力让大陆学者和作家到台湾做几次认认真真的演讲。既然被启蒙过，何必担心来自落后一方的言说？

在文学上加点政治，你是个好作家；在政治上加点文学，你是个好政客。奉劝龙女士，不要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