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姚明全票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场外一片叫好声，兴奋异常，期待他能带来中国篮球的春天。

但面对媒体时，姚明十分冷静，表现得严肃谨慎，压力之大溢于言表。 “中国篮球没有什么最大问题，而是到处都有问题，”当被问及上任后将如何推动篮球改革时，姚主席这样回答。

其实，只要国家放开社会人士参选，那么对他来说，当选就不难。真正的考验在于，改革涉及利益再分配。改革也会有挫折反复。“篮协主席”的权力、“姚明”的能量以及各方的耐心能否满足篮球改革的需要。

2011年退役以来，姚明就从未停止以“局外人”的身份为中国篮球改革建言献策。他认为职业联赛改革牵一发动全身，是篮球改革的突破口，力主学习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让中国篮球联赛走市场化之路。

为此，他还在去年1月16日在东莞牵头组织CBA联赛20家俱乐部中的18家成立了“中职联篮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向当时的篮协（与篮管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施压，以近似兵谏的是形式，建议篮管中心由公司运营联赛，由俱乐部协商重新划定赛事推广、赞助收益的分配。

但篮协领导第二天便否定了这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反讽的是篮协同时宣布了总局的决定：“管办分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成立“联赛公司”，下放市场推广权，第二步下放竞赛管理权。

这个思路与姚明画出的路线图方向是一致的，只是步子慢了一些。但姚明比较窝火。

篮协牵头于当年11月成立了中篮联体育有限公司(CBA公司)，30%的股份由篮管中心控制，其他20家俱乐部平分70%的股份。尽管当初姚明曾公开批评这样的联赛公司是换汤不换药，但他依然别无选择，还出任了CBA公司的副董。

在姚明当选“篮协主席”之前的这一轮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的较量表明：高层对姚明倡导的篮球改革方向是认可的，但希望以更加稳妥和保险的方式逐步实现突破。

这届新当选的篮协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也能够看出这种用意。11人中有7人来自体制外，还有4人来自体制内，也就是说姚明的这届篮协尽管向社团法人的定位迈了一大步，但还处在过渡阶段。

篮管中心主任、篮协副主席李金生昨天表态，篮管中心今后将把CBA公司30%的股份退出，他也会主动辞去董事长职务。这说明改革是必由之路，但对姚明依然要“扶上驴，送一程”。

换句话说，如果改革成功，那么管办分离将变为现实，篮管中心会根据情况逐渐放权，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联赛、国家队即篮球产业等一系列重要板块交由篮协主导。

假如姚主席改革受挫（很多改革者并非以成功者的身份离开的）总局还有后退一步的从容和空间。换句话说，姚主席的篮协能得到多少权利，取决于改革的进展。篮球作为影响广泛的运动，市场号召力巨大，如此安排并无不妥。

姚明面对的改革绝非一个推倒重建的过程，依然是一个新老势力的博弈过程。相比从前，最大的变化是改革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而不像以前“剃头挑子一头热”。

中国篮球在近两届奥运会上的糟糕战绩是总局决心推动篮球改革的重要因素。同样，检验姚明工作成效的主要指标也是国际赛场的成绩。中国篮球将迎来2019年在本土举行的男篮世界杯和2020年奥运会两项大赛任务。

留给姚明的时间不多，就三年！改革要有点底线思维。这两次大赛搞砸了，改革恐怕那面夭折的厄运。毕竟目前的改革设计是留有后手的。姚明横空出世，必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期待改革的人多，乐见他玩儿砸的，相信也大有人在。 改革从来如此，不奇怪。

但只要这两次大赛能够让国人看到希望和变化，只要此前的改革让人眼前一亮，姚明就能为改革整取更多的时间。相信他能分清千头万绪中的轻重缓急。

无论这次篮球改革是否会成功，姚明引领的改革方向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民心所向，这种民意基础是改革者难得的社会基础。姚明也许不会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但他注定会成为一次重要改革的开路者。

其实，姚明的独特优势在于其在国际篮坛广泛的人脉和口碑，他更适合在改革已有基础的时候出现，专注于引入和改造国际先进经验和教练人才，为中国所用。本可以做一个篮球改革锦上添花的功臣，但他偏要做一个艰难的开路者。

也许，正因如此，才成其为“姚明”，一个篮球的“符号”，一个中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