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来，美俄关系在新一轮互动中再陷低谷。7月25日，美国众议院以419票支持、3票反对通过有关议案，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和乌克兰危机等为由，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经济制裁，并限制总统放松制裁的权限。27日，该议案在参议院又以98票赞成、2票反对顺利通过。

俄罗斯迅速做出回应，总统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由于美国对俄不友好政策，755名美国使领馆的外交和技术人员应当停止在俄的工作。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俄制裁法案。

对于美俄此番较量，较为乐观的人士认为，俄罗斯的反应仍有所克制，为两国关系好转留下一扇窗户；比较悲观的人士则认为，美俄关系已逼近“临界点”，俄罗斯对特朗普政府已经失望，转以“冷战”方式处理两国关系。

两种说法都是从两国行为的表象进行直观判断，并未提出判定美俄关系“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若以两国领导人或者高层外交互动作为一项指标看，美俄关系实际上相比奥巴马任内有所缓和。在国内氛围极为不佳的情况下，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普京的态度一直较为暧昧，从未直接批评普京，还曾表示要与俄共同合作解决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普京选择“投桃报李”，在美国突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后保持极大克制，未让事态扩大。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两人会晤远超原定时长，还在宴会上实现“二次会晤”。

美俄领导人的投入对稳定双边关系意义重大。尤其从“是否有危机”这个指标看，两国领导人的默契至关重要。美俄关系在特朗普时代目前的阶段保持了相比其前任更为稳定的状态，既没有小布什时期的格鲁吉亚危机，也没有奥巴马任内的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减少投入，鲜有提及克里米亚问题，在叙利亚问题上谋求与俄合作，并尝试与俄成立“网络安全合作小组”，尽管这一倡议很快宣告破产。可以认为，美俄之间未遭遇新的“第三方危机”，还在试图以合作化解既有危机。

然而，这些依赖两国领导人政治意愿的缓和趋势，却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巨大制约。

目前看，美俄关系已基本被美国国内政治绑架，美俄关系僵局短期难以化解，其根源在于民主党及共和党“倒特派”已把“通俄门”、“干选门”视为攻击、限制、削弱特朗普的武器，毫不在意外交层面美俄关系的前途命运。美俄关系因此跌入内政牵引外交的“怪圈”，即：特朗普有意缓和美俄关系导致国内力量加紧钳制特朗普，硬化其对俄政策；美国外交对俄强硬导致俄强势反弹，俄反制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紧张。

这种联动效果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后达到高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双普会”的热络劲头还没过，特朗普儿子小特朗普会晤俄罗斯律师的事件就遭《纽约时报》披露，引发舆论关注，几乎无人理会美俄在峰会会晤上取得的成果，如叙利亚西南部停火协议。

面对国内压力，特朗普还不得不收回峰会期间美俄在网络安全领域达成的合作意向。不仅如此，在这种“疑俄”、“敌俄”、“仇俄”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国会通过出台法案从制度上束缚特朗普手脚，加紧约束其缓和对俄关系的能力。

此次参众两院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将对美俄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对俄新制裁范围广泛，针对俄能源、金融、铁路、金属、军工等各个行业和领域。如同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一样，制裁法案有可能成为长期横亘在美俄关系中的障碍，不仅让普京期望美放松或取消对俄制裁的诉求可能成为泡影，还限制了特朗普在外交领域自由发挥的空间，减少他与俄打交道、缓和对俄关系的手段。

美国外交往往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特朗普任内的对俄政策也难摆脱这一规律。随着特朗普执政环境日益恶化，美国国内政治这一变量还将继续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美俄关系僵局恐难以在短期打破。尤其是近期白宫人事快速洗牌，内阁各部门关键职位仍大量空缺，国务院士气不高，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又缺乏拥有战略视野的“灵魂人物”，美国对俄战略短期也难以形成。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国内的敌意正不断增长，对关系转圜不利。美军方、情报界及战略界、学界普遍将俄视为“敌手”，认为俄尚未因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批评特朗普对俄政策仍过于软弱。美国舆论则紧咬“通俄门”、“干选门”不放，动辄连篇累牍大肆渲染，为国内民众反俄情绪“带节奏”。

而在俄罗斯，特朗普执政之初带来的喜悦、兴奋和期待已被现实消磨，一些人转向对美国强烈不满和愤怒。在这种情绪下，两国对彼此意图的解读错位或将愈发严重，容易导致一些原本可以管控的分歧升级、失控。

（原文发表于《瞭望》2017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