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家格斗俱乐部，收留大凉山的孤儿，提供基本的教育，管吃管住，训练他们成为格斗选手，全免费。媒体报了，这项业务办不下去了，所有大凉山的孤儿必须跟着亲属回老家。

一个男孩，八九岁的样子，被爷爷拖着在一张纸上按手印，哭成泪人。这段视频再次触动了我，就像几周前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挥汗如雨地擂台上搏斗时一样。当时一个孩子说：在这训练有鸡蛋和牛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

新闻背后的泪水总有情和理的纠结。这次也不例外。

在很多方面，俱乐部做得不错，至少让孤儿有了生活保障，接受了基本的文化课教育。要在成都找比大凉山更差的生活和教育条件，恐怕很难。

唯独不应忽视的是，这些孩子年龄太小。

俱乐部法人要收养他们，必须具备无子女，有抚养教育他们的能力等条件。俱乐部说孤儿训练达不到要求就不收养，对“收养”的儿童进行商业目的的格斗培训，开展商演活动，这些都触犯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外，这些孤儿老家的监护人显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地方政府监管也有明显缺位。

牟利是生意的天职。俱乐部本身是商业实体。在俱乐部，不论这些孩子如何满足于自己境遇和眼界的提高，我们都不应忽视俱乐部在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远多于孩子的所得。否则俱乐部也不会把那些不合格的孩子送回去。而过早从事格斗这种与年纪不符的专业训练给孩子身心造成的不良影响，则不像鸡蛋和牛肉那么显而易见。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各种争议中，让俱乐部仿佛站上道义制高点的，不是俱乐部做了多少慈善，而在于大凉山地区的极度贫困和落后，也在于地方上在处理孤儿问题时的局限和无奈。

换句话说，如果俱乐部的法人代表自己没有孩子，又有足够的财力，给孩子提供较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同时，从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锻炼身体，从事一些符合其年龄段身心要求的体育运动，那就没毛病。

现在争论的焦点不应是成都和大凉山之间的二元选择，而是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如何为孩子找到更好的归宿。

显而易见，大凉山的生活条件短时间内无法有效改善。当地发展有其特殊性，用大凉山居民自己的话说，叫做“一步跨千年”，短短数年从近乎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直接进入现代社会。从另一个角度讲，纵向对比，大凉山的发展非但不慢，而且应该是全国最快的地区。但横向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大凉山的起点太低了，短时间内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任何国家都有发展的盲点和死角，大凉山应是全国脱贫的攻坚战战场。

如果要孤儿们留在成都，成都方面是否有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收养人，让孩子们能够以合法的方式留下呢？如果成都或者其他地方没有能力消化这些大凉山的孤儿，那么回到原籍他们法定监护人那里恐怕是唯一的选择。政府再予以帮扶，那是后话。如果老家也无监护人，那么政府就必须起到托底的作用，保证不能落下一个孩子。

表面上看，让孩子离开牛肉和鸡蛋，回去吃洋芋，很不人道。治理，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诸恶中选择最善的一种。再无他途。希望此事能够引起全社会对大凉山贫困问题的关注。城里的牛肉和鸡蛋有很多吃法，但总必须合法；大凉山的洋芋虽然合法，但要更加合情，则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

某种意义上，大凉山这块扶贫战场上的“硬骨头”不只属于四川的，更属于全国。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宗教、民族、教育、卫生、治理……大凉山的致贫原因十分复杂，单纯照搬其他的地方的扶贫模式行不通。

政府输血式扶贫可以解一时之困，大投入之下，如期完成2020年脱贫不是问题，但是如何避免再次返贫，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凉山的贫困问题。必须以人为本，从人的生存的发展需求出发。解决延续千年的贫困，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大凉山的扶贫检验的不仅是扶贫能力，更是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大凉山的扶贫如果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将是对世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具有国际意义。

在成都工作时，我在地铁上曾见到大凉山孩子，席地而坐甚至躺在地铁车厢里，让座他们也不坐，觉得自己太脏，带着他们的父母就说：地上已经很干净了，非常好。

去年有一位名叫木苦依五木的四川凉山彝族女孩用不到300字的篇幅写下了父母相继死去，自己想念母亲的故事，被称为读者“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去年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悬崖村”的孩子们艰辛的求学路，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上学路”。

大凉山带给我们太多的眼泪和叹息。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大凉山不相信眼泪，不要让她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可以有耐心用半个世纪把库布齐900万亩浩瀚沙漠变成绿洲，同样应该有勇气让大凉山最后50万贫困人口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每一条生命，都不应被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