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人放下武器，也许比让日本为战争谢罪更难。

他们说，火器私有是立国原则，宪法定的，动不得。有了枪，先民们才能保护自己不受新大陆上的各种野兽侵扰；有了枪，民众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了枪，选民们才留有反抗暴政最后的可能。

但事实上，先民们用枪把美洲野牛和印第安人屠杀殆尽；民众的安全感并未因私有枪支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而真正用枪反抗所谓“暴政”的画面基本都是美国策划的海外大戏。

最近几起美国的枪击案表明，火器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作用，越来越具备了个人发泄、报复社会和发动恐怖袭击的功能。这新三样儿，是拥枪者决口不提的。他们会一言以蔽之：杀人的不是枪，是人。

晚清重臣李鸿章有言：“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放在美国人身上，说的就是你们享有枪支私有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需要政府有效的管控。后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义务和管控缺失，就会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

试想，一个村子面对两种选择，是家家有个弹药库安全呢？还是家家有根白蜡杆安全一些呢？

换句话说，玩得起，你们可以一直玩下去。问题是，玩不起时，能否改变？主权在民的美国真的是由民众说了算吗？

美国军火资本集团的势力强大到，足以让历任美国总统在控枪问题上扮演一个木偶的角色。每每枪击案之后，总统们都会程序化地谴责和慰问。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话不能说透，总统们都聪明绝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意思就是“你们好自为之吧”。

能把你扶上台，也能把你整下来。这就是资本在有美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的独特力量。 枪支问题就是一个“药引子”，不断调节着政商利益集团间的关系，偏了就矫正，过了就拽回点来。枪击案，你以为都是悲剧吗？放在后台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启动程序。中性，无所谓好坏。1776年至今，从来如此，这是美国“历史周期律”的一个缩影。

每当有枪击案发生，媒体就疯狂了。这都是大活儿。不用剧本，拍下来，播出去，就是好新闻。主持人可以在镜头前忍不住留下眼泪，这也成为推高收视率的噱头。人的情愫，成了广告商眼里的可再生资源。绝对环保。

枪击案一旦发生，第一个分岔口是，它是否会被定性为恐袭。这个定性很重要，恐袭就要启动国家机器，若是人民内部矛盾，那就大事化小。整个美国的政治、媒体和商业精英都在试图给民众制造一种幻觉：枪击案就像交通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甚或是自然灾害，免不了的。

他们推崇的一个类比是：每年死于枪支犯罪的人要远少于死于交通事故和吸烟的人。当我们习惯于记住这种类比时，哪怕你是在反驳它，也从此走上了辩论里的不归路。让和平年代死于同胞枪口下的人数与交通事故和吸烟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具有可比性，那么武器就与汽车和烟草有了内在合法性的关联。

无论是恐袭，还是内部矛盾，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每每有枪击案发生，武器销量都会猛涨，因为人们觉得只有自己有枪才能保证不受伤害。但绝大多数枪击案的经过表明，抢手往往不是被民众的私枪打死的，很多是被执法者制服，或者饮弹自尽。

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枪越来越多，涉枪犯罪越来越多，然后枪又越来越多。从近年来发生的枪击案来看，美国政府对枪支管理是失败的。反恐和国内形势日趋复杂，美国国内社会阶层间的张力也在蓄积，枪支管理必须应时而变，否则就无法适应持枪者的变化。这都是美国绕不开的治理难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放在美国另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