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昭通一个顶着满头冰花的男孩，身穿春秋天的单衣，脸冻得紫红，挂着腼腆的笑容，站在同学面前，一时不知所措。这个决定性瞬间被他的老师拍下。照片好似一张迷路的请柬，扣开了无数陌路人的心扉。“冰花男孩”仿佛一下成了我们自己的孩子。

他那顶“白帽子”是天然的，也是人工的。迟到的不仅是他踏进教室的脚步，还有很多。

在我们看来，家远，天寒，路险，这一个孩子的求知路是多么艰难。但在他们看来，早餐、午餐、知识，这条上学路是一条走出大山的光明坦途。

那所希望小学的孩子脸上、耳朵、手脚大都有冻伤，我们看来再苦不能不苦孩子，怎么能这样？但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他们很多都是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关爱，我们看来骨肉分离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但他们生下来就以此为常态，把父母团聚看作隆重的仪式，是节日的礼物。

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仿佛掌握着打开他们枷锁的钥匙，他们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资格钻进我们的枷锁。2020年中国将告别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但随之而来的相对贫困则不分城乡和地域，表现为机会和资源的不均衡分布。

感动之余，“冰花男孩”应唤起更多的思考：2020年之后如何打好针对“相对贫困”的扶贫攻坚战？城里儿童的超重肥胖与农村儿童的营养不良生长迟缓长期并存，如何释放好这两段的扭矩和张力，就是扶贫攻坚“下半场”的重点和难点。

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扶贫是以“年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加法，增量效益相对容易出成绩。但解决“相对贫困”则涉及增量基础上的分配和博弈。当下的精准是要把钱用在该用的人头上，此后的精准是要把钱瞄准与人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和指标上，更是要把一部分人口超配的公共资源逐步分配到长期亏欠的人口头上。

有父母在城里的工作，很多留守儿童家庭并没有掉到贫困线之下。尽管如此，那些压线人口的生活质量与贫困人口比，只是量上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他们可能有足够的能量摄入，但没有充足的营养配给；他们有衣服和房屋蔽体遮风，但体感温度很多时候都不在人体的舒适区之内。

农村“相对贫困”现象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吃饱之后如何吃好。营养不良就像一个刺客，长期躲在饥荒背后，不被人注意。

自2011年起，国家为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学生提供“营养午餐”，自2012年起，卫生部门为10省区连片贫困的100个县30万2岁及以下的儿童提供营养素替代物，这些都是解决温饱之后“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但目前看来，投入还远远不够。

数据显示，我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率由2012年的18.5%下降到15.4%，但仍然是城市儿童的2.5倍，他们的贫血率是城市儿童的3倍。研究表明12岁以下生长发育期营养不良对健康和成长造成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

当下的中国应有充足的财力，为长期以来为城市发展牺牲的农村人口，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更加全面的营养补给。这笔投入如果能做到物尽其用，换来的将是整体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类似的计划在二战后的日本、前苏联、南朝鲜和很多欧洲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杯牛奶强健一个民族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在小说《追风筝的人》中写道：“在阿富汗，有很多儿童，却没有童年。”如果说那是战争的责任，那么“冰花男孩”们的所谓的贫困的留守童年，何尝不是填满了一场场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与宿命你死我活的战斗，只不过他们早已安之若素，习以为常。

他们大都一夜成年，却往往一生走不出那个曾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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