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石窟第三窟（灵岩洞）主佛像，身高10米，约建于471年-494年间。库内留下分割、取石的痕迹，是了解古代石窟开凿方法的珍贵实物资料。李洋 / 摄

即便对佛教和雕塑没有太多兴趣的人，初到云冈，也会在移步换景之间被宗教、艺术和自然的完美结合一点点征服。

走完大同武州山下这一公里的石窟群，不过个把小时，但那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条线、色彩、角度和光影，相信会久久萦绕在每一个从云冈归来的游客心中。在这这些记忆碎片的驱使下，在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一头扎进云冈的书籍中。从读者购书评价的留言中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与云冈相见恨晚。

惊鸿一瞥，初识就成了旧相识。

云冈石窟是鲜卑拓跋人北魏皇室举全国之力历经一个甲子修造的，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莫高窟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始建于前秦（366年）；麦积山石窟在河西走廊东端，始建于后秦（384年）；云冈在大同来到了中原顶端，始建于北魏中期（460年）；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中后期（494年），北魏迁都洛阳，石窟也来到了中原的核心地带。

这四大石窟记录了佛教从南亚经西域传播进入中原的地理坐标和时间轴线。云冈是这条路上的大拐弯，是佛教东渐南迁的路标。石窟雕塑论模样、衣着到体态，莫高窟和麦积山还以南亚、波斯为主，到了云冈则开始从西域转向汉化，等到了龙门则外族西域风情显著式微。对中原而言，云冈石窟的影响无论在地理范围，还是时间跨度上都是其他石窟无法比拟的。

大同煤炭实在太有名了，遮蔽了它作为中国九大古都之一的光芒。千百年来，这座城市都是塞北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云冈石窟栖身的武州山东西走向，是游牧和农耕精确的分界线。

石窟坐北朝南，南邻武州河。特殊的地形影响了局部小气候。初春时节，分野最明显，山北寒风凛冽，山南已草木萌发。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成为拓跋氏祭拜天神的灵山。后来佛教成为安抚战乱创伤，维护统治，团结各部族的工具。

460年受北魏第五任文成帝拓跋濬托付，高僧昙曜开始主持修凿石窟。云冈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就是早期的杰作，展现出典型的皇家气派和浑厚淳朴的西域特色。

武州山岩体是长石砂岩，硬度适中，是开凿石窟的理想岩体。但在其中还分布砂质泥岩和泥岩，是较软的岩石，不易加工。目前看来，古代的工匠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然发育的岩石肌理，巧妙地避开泥岩，所有洞窟都在砂岩部分展开。

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石窟的营造并未停止，但参与主体变为留在旧都的名门望族，中期的洞窟富丽堂皇。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平城陷落，大规模石窟修凿戛然而止。其实当时石窟前都有木石结构的寺庙楼宇，石窟以武州石窟寺著称。隋唐偶有修葺，契丹统治的辽代（907-1125）动静最大，兴建了巨大的木结构建筑群，十座寺庙首尾相连，将20个洞窟拥抱其中，蔚为壮观，史称“云冈十寺”。

在辽与金的王朝更替战争中，女真人1122年攻陷大同，后来再次重修，重现了辽代胜景。女真人还把原本在武州山下石窟寺前30米左右的武州河改道，将河岸向南整整推进了1公里，以消除水患。

明代汉族在武州山南北修建上下云冈堡，抵御外族，武州石窟寺才有了云冈的名号，但这些庙宇再次毁于满族的入侵。不过满清随后又开始了对云冈的修复和扩建直到清末。

这就构成一条有趣的民族参与谱系。云冈石窟是鲜卑、契丹、女真、汉族和满族先后介入的结果。历时1500年，几经沉浮。今天的游客看到的是云冈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横断面，但那些雕像的一颦一笑，无不有历史的纵深，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云冈现存大小洞窟254个，其中主要洞窟45个，石雕造像5.1万尊，最大的佛像高17日，有六层楼高，最小的0.02米，仅两指宽。很多雕像和壁画中，都蕴藏着佛教传说和历史故事，等待有心人去发现和研究。

建国后第一次对云冈石窟大规模的保护性修复源自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理蓬皮杜参观大同后作出的修复指示。在武州山下，还有一间周恩来总理纪念馆，纪录着那次改变云冈命运的国事活动。

现存的山门位于云冈石窟寺院南北中轴线最南端，是在清朝同治年间遗存基础上重修的结果。

2001年12月14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云冈石窟在五分钟之内即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其评估报告中指出，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杰出成就，是中国石窟佛教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巨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南亚、中亚佛教雕刻艺术相融合、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形象地体现了中国佛教信仰的巨大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宗教、艺术和自然走到一起，云冈才有了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成为见证不同文明、种族和艺术相互交融的文化瑰宝。

别离，相识才有了意义。很多人与云冈道别后，才把云冈刻进了心里。我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