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地产商工地上出了事故，负面新闻不断。召开媒体见面会：负责往返机票、五星级酒店，进门就是大信封，还有香奈儿呢。
      这么多年了。老板还是那“三板斧”，以前挖煤，现在盖房。
      有意思了，同一场见面会，翻翻媒体的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声情并茂“忠实”报道的、发个通稿了事的、拿香奈儿说事儿的。
      第一类少见厚礼，第二类多多益善、第三类收不收都有可能。因为其中很多是所谓自媒体人，不都叫记者，叫媒体人恰当一些。
      见面会了成了事故的第二现场。公关有责任。怎么选的人？谁听话，谁不听话，不知道吗？再说了，封口费不是这么给的。配上一盒香奈儿，你这还嫌事儿小吗？
      难怪企业因为给媒体塞红包又成了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正常。相比金钱开路的企业，我倒觉得媒体人收钱更可怕。你可能住不上“五星级”的家，但你必定逃不脱媒体的浸泡和洗涤。
      若非在这个行当，很难读懂新闻背后的新闻。专业点说叫媒介素养，通俗些就是一个人好不好忽悠。媒体人素质越高，新闻说实话，对受众要求就越低；反之亦然。码字儿的人不行了，读者没点头脑就被带沟里去了。
      有点像足球，你看发达国家的球迷，就傻乐，你看中国球迷，盘口、手势、眼神、战略战术，门儿清。
      靠软文和点击活着的自媒体不需赘言。反倒是传统媒体（包括门户网站）在内的记者把大信封看作一种跑口儿的福利，最后的阵地也没了。媒体失守，被“豆腐渣”的不是工程，而是大脑。
      企业或者行业的跑口记者有这样一种自我安慰的模式：除了出大事儿，平时什么产品发布之类的，这钱我拿不拿，稿子基本都是那么写，无碍受众观瞻。时间长了，拿，也就习以为常了。
      孩子的疫苗都造假，写稿字笔尖歪点儿算什么呢？结构性失信的社会，媒体也不会幸免。
      几年后，从媒体跳槽到伺候自己几年的公司的人不在少数。公司也喜欢这种人才，以夷制夷，用媒体人招待媒体人，稳准狠啊。
      举目皆是新闻民工，担当和操守也就成了稀缺品。新闻媒体成了社会跳板，职业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在很多人那里荡然无存。
      八年前，参加过一次媒体记者“革命老区行”活动，当时还没有微信，建的是qq群，几十人的样子。今天早已没人说话，偶尔说一个人还在原单位做着记者，引来众人嘲笑，你怎么还在做记者？
      工作几年还在做记者，收入上自然被跳走的前同事拉下一大截。从而有一种怪现象，老记者、老编辑被认为是没有本事、没出息的代名词，这和发达国家刚好相反，资深记者和编辑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财富。
      新闻媒体都认为自己“人才流失”严重。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提法，仿佛流失的都是人才。诚然，每个人都有职业选择的自由，但如果一个行业出现了全行业性的向钱看，尤其媒体行业，那么这个行业的原本必须的公共性属性就会大打折扣。媒体的危机，就是社会的危机。
      但身边很多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前辈，对新闻事业还保留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他们身上那股求真务实的劲儿，再往后的入行者明显弱了很多。
      80年代就像个楔子。代沟不可逾越。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很多媒体都在做纪念性的报道。每到大日子，就说能吃上肉，能出国玩了，俗了。不如多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中我们丢了什么？是为纪念。四十年经济飞速发展，职业操守、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社会公德，哪一个比四十年前进步了？
      古语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对很多媒体人，庙堂太高，江湖太远。一个本应担起道义的行业退回到个人的蚕茧中。家，从此有了星级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