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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轰走胡教授,问题就解决了吗?
李洋
2018年08月06日

有人写联名上书,敦促学校解聘胡教授,导火索是他声称他主导的研究表明,中国已超越美国。
      胡教授这项研究中很多数据和理论的瑕疵是显而易见的,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不知审视和修正研究过程中的疏漏,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而是信誓旦旦地捍卫最初得出的结论。在他的世界中,民族复兴已经提前到来。至此,胡教授已经不像个做学问的人了。
但即便胡教授走人,问题就解决了吗?胡教授所负责的研究机构堪称中国顶级智库。头牌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胡教授的研究和对质疑的回应,侧面反映了中国智库界存在一些共性问题。直面这些问题,比把胡教授轰走更重要。作为资政和研究机构,智库糊涂了,对国家和社会绝非什么好事。

  我们的智库太多,太烂。

几年前国家提出加强智库建设,一时间,各种智库粉墨登场。学者、研究员还是那些,但智库的数量却在猛增。官方的、民间的,好像有几个台柱子,就可以搭台唱戏了。其实真正找数据,搞调研,码字儿的多数还是学生军,或者刚毕业不久的廉价劳动力。国家主张建设智库,绝非鼓励滥竽充数,也不鼓励拔苗助长。

  智库研究成果太多,太烂,太单一。
      很多研究以背书为主,缺少批判性、前瞻性、独创性。放眼国内所谓顶级智库出版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智库公关小姐姐们知道吗?有多少你们送来的皮书和报告,媒体记者拿来翻一翻直接给了保洁阿姨?有的研究机构一年下来平均十天不到就出版一本皮书,糊弄谁呢?
      过去这些年,中国智库提出过什么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概念或者范式了吗?没有。往往是西方提出一个,我们就研究一通,成了显学,进而成为装潢自己研究论文和报告的点睛之笔。
      这些智库的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依靠的多是二手,乃至三手数据,研究部分靠的是闭门造车,文论演绎。先有了结论,再去论证,扣上帽子,最后提出一些永远正确的建议。
      例如,中国率先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后,多家智库围绕这一提法做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在哪里。但没有一家对不久后中美贸易战的可能、规模和烈度做出任何有价值的预测和前瞻性分析。你们预测错了也比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更让国人放心。
      我们的智库往往是国家遇到难题,再去找分析问题的缘起和对策,永远被形势牵着鼻子走,但又永远正确。
      国内问题丛生,却罕见我们的智库对医疗、药品流通、教育、住房、农村和土地等棘手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疫苗丑闻背后是国家信用危机,翻翻有几家智库做了药品安全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怎样的有价值的建议?没有。很多智库习惯于走高大上路线,但对于国内治理的很多棘手问题,缺乏热情。不好整,干脆就不整了。
      智库缺少做独立深入研究的核心团队。
       有多少家智库敢于明厨亮灶?让公众看一下除了那些走穴的学者和名家撑门面,它们到底有多少核心的研究人员?有多少获得一手独家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渠道?
       搞社会科学研究,如果你的数据和资料是从国外机构网站上扒下来的,如果是从政府机构找来的,那么你就没有独立性和独创性可言,无非是人云亦云,炒冷饭罢了。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扪心自问,你们真有发言权吗?但却占据了大量的传播资源和渠道。
       很多西方智库在和中国智库打交道的时候抱怨,很少有中国智库提供英文研究成果,即便有也是中国英语,看不懂。其实很多智库的研究成果如果真变成地道的英文放在国际上,难免丢人现眼。汉语就是它们的铠甲,富了很多人。有知名智库学者在国内标榜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时把对方说到哑口无言,但其对手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也曾有知名智库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到处飞,哪有时间做研究,他说在飞机上啊!
      智库成为资方的代言人,缺少公共性和职业精神。
       某种程度上,智库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智商。但智库也是生意,之所以和公司还是两回事,就因为它们还是要顾及学术规范、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政府办的智库为政策背书,企业财团办的智库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智库成了门面和公关部门的外延。如果是在市场环境下,智库必定有优胜劣汰。大放厥词的研究员必定会大幅减少。但中国的智库只见成立,很少倒闭。即便有的已经名存实亡,依然挂着名号,占着坑,成了僵尸智库。
对于那些公共资金养活的智库,有必要做到财务公开,让纳税人看看你们花了多少钱,做出了怎样的研究,这些研究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战国时代,以魏无忌、赵胜、黄歇、田文为代表的“士”的阶层堪称智库雏形。他们无不与权力和资本保持着谨慎的安全距离。他们深知,距离没了,他们也就没了价值。但当下很多智库最热衷的就是与政治和资本拼命拉近距离。智库,一个名利场。
      今天大国崛起,我泱泱华夏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库,而不是油头粉面的“吹鼓手”和百无一用的“马后炮”。

这些年,我数次听胡鞍钢教授授课或者讲话。其实,胡教授还是有东西的。至于“超美论”,不能全怪他,是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学风浮躁、浮夸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氛围中,一不小心说了过头话,不奇怪。人贵在知错能改,倘能如此,胡教授还能发挥余热,清华的国情研究还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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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