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那年，莒南出了我们山东的状元。从那时起，莒南作为“学霸老家”的形象就走进了我个人的词典。“状元文化”在乡土肌理中枝繁叶茂。但果子不多，大概味道也相同：学习好，就可以一白遮百丑。

所以，近二十年后，莒南出来的某位社科院研究经济学的博士生，以其公认的独特的方式翻开我那本个人词典时，我一点都没感到意外。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

在济南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他赖在一位女士靠窗的座位上，一直到终点站，警察都没辙。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秀才有了匪气，兵也没辙。教育武装了他蔑视一切的自信，但他丢了尊重一切的谦卑。这让他的自信成了自大。

怎么丢的？能怨他吗？

有人指责警察无能，说警察的软弱代表的是一个善待流氓，虐待老实人的制度，未免小题大做，纸上谈兵，抓眼球罢了。警察都按道义来，不按法律干，队伍怎么带？坚持刚性准绳，是对社会的保护，也是对法律的尊重。给暴力机器自由？这样的吹鼓手应该去读博士。

在高铁特定的环境下，警察使用强制措施，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如果此君不是“葛优瘫”，而是对乘客、乘务人员和警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那么乘警就有权依法诉诸强力。这件事上，警察处置没错。

铁路公司可以考虑把这种老赖拉黑。也就这样了。剩下的就靠你们了，不过先把社科院、中科院分清再开炮啊。

这事儿其实提供了一个反思教育功能的样本：知书要是还不达理，教育是不是病了？这个问题回答好，事关全局，比把一个“博士生”驳倒批臭更紧要。

有人说他读书读傻了。但换个壮汉试试呢？他傻吗？

怎么就培养出如此文化的流氓？也许是当下整个教育体系（这里绝非仅指学校）必须回答的问题。

教育体系大体分四块：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个人教育。一般说来，个人教育最重要，所有的教育最终都要通过个人教育发挥作用。

但前提是孩子要开窍，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家里没跟上，推给学校，个人教育就会大打折扣。父母和家庭环境带来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不触及精神的教育，只算培训。对个人教育卓越的孩子，学校就是监狱，社会才是大学堂。

但当前这四个领域无不把“授业”放在了“传道”之前。一身才艺的孩子比比皆是，但我为人人的傻子屈指可数了。孩子们从学校到家庭再到课外班，三点一线的生活中缺少了社区、团队和社会教育。这样的孩子接受食物和信息的双重圈养，没了社会的野性和归属。

人要有道德，社会人还要讲公德，尤其是后者，是当下教育最大的短板，也是社会现实的缩影。个人、家庭之外直接就是国家。即便人们最为怀念的老时光，呼唤最多的也是助人为乐，再下一句就直接是为国奉献了，绝少提社会的存在。

社会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肮脏、混乱，但也多元，有弹性。它不值得为之奋斗，却值得个体的承认和参与。存在即合理。但当不存在成为存在的一种，合理也就包含了不合理的成分。

社会意识、要素、精神和功能都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一个显见的恶果就是，我们耗尽心思培养的无非是一批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小时候谨小慎微，大了明哲保身。

他人，魔鬼；孤独，宿命。

他们智商很高，世俗很深，戏分很足，以占到便宜、钻了空子为荣。当这些人掌握了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时候，要保证一心为公就相当于让他们改掉毕生的习惯，比壮士断腕还难。贪腐只有多少之分，没有质的差别。

当参与的方式只剩围观，社会就像一个行将干涸的湖泊，最后只留下水来过的痕迹，更显得悲凉。

中亚就曾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大湖，咸海。她有两个台湾岛大小，像一颗湛蓝的宝石，安静地沉睡了550万年。
但因为人类对其流入水源的过度利用（在短时间内种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棉花），加之气候干旱加剧，这个大湖在50年内消失了，带来是无尽的沙尘和黄土，就像社会萎缩也会以种种方式对人类复仇一样，比如“博士生”那冷漠和不屑的眼神。

所谓道德危机、道德沦丧之类，说到底是社会危机、社会沦陷。人的公德教育如果缺了社会这个大环境，最后只能沦为说教，越是连篇累牍，越把人逼进各自的壳里。

在这个世界上社会成分最低的职业有两个：杀手和特工。在一个社会萎缩的舞台上，说到底，想来演员们大抵也就只能分为这两种吧。

原谅他，他只是个“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