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德国巴伐利亚州一个小镇上经营了六十多年的一家小酒馆关张，并不是因为生意不好，而是因为打理小店的老板去世了。他生于斯，长于斯，小店陪伴了小镇上几代人的成长，是他们的人生记忆。很多人把小店称为小镇的“客厅”。后来，人们集资盘下了这个店面，门脸儿和装修都不变，雇人继续经营，为的是要留下小镇的集体记忆。

中国也曾有过门市部、供销社。在票证时代，那里装满了满足和焦虑。后来，我们有了个体户、商亭和小卖店，那里寄存了多少孩子的欢乐和童年。在商品短缺时代，一座百货大楼定义的是一座城市的时尚。

后来超市举着自由和廉价大旗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被尊崇为消费业态升级的先进模式代表。小商小贩从城市退到了农村。随着“某某城”、“某某广场”的兴起，百货大楼退回到了县城。当时，我们对后者的消失，觉得是那么天经地义。

再后来，电商来了，重新洗了所有前辈的牌，能活下来的都是巨头，超市被挤入县城。城里的超市成为老人最后的留恋。小商小贩成了城管的天敌，仿佛又退回到几十年前的摸样，那时没有城管，有警察、工商和卫生。但城管和警察视而不见的是，满街横冲直撞的送餐员和快递员，戾气十足，穷横。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连饭都不做了，点餐啊。

在追赶中，我们的话语总把未来定义为美好的梦想，把过去说成落后的现实。所以，义无反顾地拥抱发展主义带来的一切，却从未反思过：为什么我们用几十年的走完几百年的路，却依然没有“获得感”，依然总要提醒自己“中国人要自信”？

原因就在于我们只记得初心的使命，却忘记了过去的现实同样也曾是未来的梦想，我们不断憧憬未来的“美好”，而不珍视过去的“丑陋”。发达国家早有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对“工业生产”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的敌意。但因为消费升级、产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们在被赋予了绝对正面的形象和不容质疑的权威。其实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任何事物都应当辩证地看嘛。

“双十一”是电商的盛宴，却是经济和社会的悲鸣。几分钟，几百亿。放哪个国家都是新闻。但我们有权追问的是：电商一家独大就真的好吗？中国人这一天花这些钱就真代表经济繁荣，消费升级了吗？

我们从未批判过超市对个体和社会的压迫，我们当然不会有反思电商的头脑。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各自玩着手机，满街快递送餐。一个社会的财富、消费、所有的隐私都被几家公司占有着。而它们所承担的责任与它们所掌握和获得的东西相比，不值一提。

美国经济可以玩儿脱实向虚，玩儿不下了靠美元收韭菜罢了，几年又是一条好汉。中国玩儿不起，中国经济的虚不仅指金融，还应当包括所谓的网络经济。这是决策者应当警惕的。中国网络经济的繁荣恰是因为实体经济的虚弱。印钱背后的逻辑是用时间换空间，最怕换上瘾，不去开拓新的空间。这个节骨眼儿上，以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弄潮儿如果心里还没点儿数，整日为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游说各方，那么就是在误国误民。

中国的榜样历来都应是那些做实事儿的人，不是玩虚的角儿。但今天很多这样人粉墨登场，登堂入室。电商不创造财富，电商解决的就业原本就有他们各自的工作。让数百万精壮骑着电驴送货，是悲哀，不是骄傲。

其实，电商的繁荣掩盖的是畸形的高房价对经济的扭曲。房租压垮了多少店铺。但如果消费者能承担得起转嫁到商品和服务中的房租也没关系。丢人的是，我们的消费者承担不起。中国家庭一大半的财富在房子上，确切的说在房贷里。债务成为财富，是时代的反讽。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几年货币量就翻一翻，年轻人还有存五年定期的吗？五年前能买一个卫生间，五年后有可能只够一块地砖的面积。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电商野蛮生长，成为时代的巨婴。我们收获了足不出户的便利和懒惰，也收获了遮风避雨的安逸和怯懦。束手就擒的同时，我们交出的是记忆、童年，社会沦陷。我们痛斥人情淡漠，但我们也享受画地为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并非每个人都必须赞美这种安排。就像并非每个人都必须对“某爸爸”的自命不凡洗耳恭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