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浩大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是50年来该国最大的游行示威运动；近百万难民涌入德国造就了该国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英国脱欧堪称半个世纪以来对“欧洲一体化”的最大打击；而2016年美国大选撼动的则是普选作为民主基石的合法性。

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岌岌可危。许多原本被奉为和平、繁荣与稳定圭臬的价值、原则和体系都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或者说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衰退周期。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编辑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Heinrich Geiselberger）编著的新书《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该书集结了15位撰稿人对当今西方困境的评述。其中不乏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这样的名家，也包含数位来自亚洲、东欧和北美的中青年学者。

不论作者来自何方，他们的文字都浸透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当今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弊病的批判，分析当下种种危机的根源，并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他们大都对开篇提到的场景并不感到意外，抑或惋惜。其实，包括德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内的数位思想家在苏东巨变后就预料到21世纪可能会变为“威权主义的世纪”。正如他们预言的那样，全球化可能正走向它憎恨的反面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粗俗的煽动者上台，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的降临已然不可逆转。

按照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论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历了第一次转型。工业从那个由农业塑造的，且在政治和文化制度上实现初步一体化的小型封建社会中独立出来，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直到经济被再度潜入福利国家的层面。而目前这一切正在进入第二次转型期 — 资本主义开始把民族国家的边界抛在后面，要求得到解放的经济再度嵌入全球化的各个层面，通过跨国机构的建立，政治本应寻求全球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但第二次转型出现的各种伴生后果和反抗运动也随之更新，出现跨国界的特点，让种种政治层面的努力陷入分裂的局面。

在这种语境下，看重国家治理，又强调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共同进入动荡期，人开始退回到自我，发散的民族国家中自我边界意识复苏，人的社会和国家的社会都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交织也就成为时代必然。由于对全球化中形成的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缺乏政治调解和社会准备，作为全球化中心的美、英、法、德今天面临的困境开始集中爆发，并显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

民粹主义领导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粉墨登场，就显得顺理成章。他们渴望在国家主权陷入危机之时成为国家领袖。他们通常有着排外、父权制和专制的执政风格。他们的追随者也拥有类似的倾向，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追随者也都会对社会具有潜在恐惧和试探心理。

他们能够得势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今世界对民主本身的厌倦具有充分的逻辑和语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无论我们是谁，我们总是共同体的中的重要一员；任何民族国家对为维系经济独立和主权完整所做的努力都必须承认时代的局限，即它们必须让渡出一部分权利，才能享受所谓的独立和主权。个人幻觉与国家的困境直接导致西方民主精神与实践在18世纪末的基础和水平上裹足不前：投票即民主。

诚然，投票是政治的化石燃料：它曾促进民主，而现在却衍生出了一系列新的危险。参与投票的公民被邀请来对他们的未来做出决定，参与公投的人可以获得传统代议制民主制度中他们被迫放弃的一些实质性的权力。但无论是英国退欧，还是美国大选，投票显然没有弥合备选出来方案或领袖与投票者之间的鸿沟，相反，新的更深层面的撕裂正一步步变为社会和政治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感到他们在制度设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越来越弱，制度本身被日益看做政治与经济精英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简言之，如果公众本应有的辩论和协商在投票站都被简化为“是”或者“否”，那么公投就不会促成团结，反而会促进分裂。数量上的民主化，不会换来民主化质的提升。

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器已经放弃了充当民主考量和辩论中介的使命，退化为政治话语野蛮化的固化剂，通过将政治讨论压缩为安全问题，剥脱了政治辩论的合法性。

很多人原本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普及看成民主化的契机，但目前看来由于诸如几家互联网巨头公司的把控，我们距离让意见相左的公民可以用统治性话语体系之外的符号来交谈的目标越来越远了。不论投票还是技术，就像建筑，我们塑造了它们，剩下的就是等待它们塑造我们。人们乘坐18世纪的马车，在21世纪聒噪拥堵的高速公路上踯躅前行。这就当代政治与经济脱节的真实表征。

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不战而胜，有些人鼓噪“历史终结”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想到短短二三十年，就在资本主义战胜了它外部所有的敌人后进而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其中的时候，它自身和内部的分裂和危机才刚刚开始。压倒性的胜利，永远是灾难性的前兆。换句话说，在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种种限制性力量的雕刻下，资本主义曾一度实现其原本憧憬的繁荣、福利和稳定，但这确实建立在对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盘剥和文化宰治之上的。那些普世的好词儿，更像温室里的花朵，或者架子上的盆景。一旦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它们无不走向丑陋的反面。

展望西方走出困境的方式，或许可以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不过，原本天下就从未大治。观人可以正己，相信这也是许多中国读者读这本集子的一个出发点。如是，推荐这本《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希望你们能够越过专业的术语和行文结构，走进15位撰稿人的内心，体会到为学者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曾说：“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其实当一种秩序壮大时，何尝没有发育其瓦解的必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