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送走了几位长辈。这几年，也迎来了很多新生命。

他们把人生迎来送往的一面雕刻得栩栩如生。

在送走的几位长辈中，有寿终正寝，也有中年早逝。不论他们来自哪里，有过怎样不同的人生，病床上的一方相似的白屋顶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念想。

家人无不尽最大努力，寄希望于依靠现代医学技术挽回至亲的生命。包括医生在内，人们倾向于把老、弱、死医学化，认为这些过程只是一个个需要克服的临床问题。但是当生命不可挽回地走向终结的时候，人所需要的绝不仅是医药，还有生活。

死亡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他们亲历失聪、失智、失能，呼吸成为生命的全部。

30岁的时候，大脑大约是一个1.4千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得下，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内部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到了85岁，随着额叶（负责判断和计划）和海马体（负责记忆）的萎缩40%的人都出现老年失智。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头部受到撞击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实际上，那是大脑在他们颅内晃动导致的结果。

老人每一次摔倒，都在加速死亡。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5万老人因为摔倒岛主髋关节骨折，其中40%的人从此进入养老院再也没有回家，20%的人再也不能独立行走。

某种意义上，能走完这个过程的死亡可谓圆满。除了那些戛然而止的生命，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把衰亡浓缩在一段时间内，人们最后都要面对一个永恒的考验：如何面对死亡。再坚强和豁达的人在赴死之时都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

恋生恶死是人之常情。

为数不多地克服死亡恐惧的途经是把自己看成某种更大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会、民族，甚至宇宙。“我准备好了”是人生最大的勇气。

痛苦莫过于，现实中有很多被迫面对急速衰退和死亡的人。他们也曾有过希望的火花，以为情况会好转，但是随着身体的虚弱，人开始陷入一种不可逆转的衰亡过程。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要面对什么了，他们对死亡的苦闷和对死亡的畏惧与日俱增。但不论医生、家人还是朋友，都对此讳莫如深，这才是让他们绝望的直接原因。

在各方的默契之下，医生的职责成为延续生命，而不再是维护生命的质量。现在的医生对病人了解得越来越少，对科学了解越来越多。和19世纪的医生比起来，当代所谓现代医疗技术只是在延续生命体征的时长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考虑到因此带给病人和家人带来的种种披着“现代医疗技术”外衣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在面对死亡时，现代医生和以前的医生相比毫无进步可言。

衰老，一个由不断丧失堆积起来的生命过程。骨头和牙齿软化，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变硬了。血管、关节、心脏瓣膜，甚至肺，由于吸取了大量的钙沉淀物，从而变硬。研究发现，同胆固醇水平相比，骨密度的而降低甚至比动脉硬化能够更好地预测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钙好像从骨骼里渗透出来，进入了组织。

生命的悲剧性在于从它开始第一秒钟，它就在走向死亡。人应当如何优雅地面对生命的终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主见，把最后的自己交给医学、技术和陌生人去摆布。

衰老是可以进行医学干预的项目，但死亡却成为一切成功的和失败的医学干预的最终结果。死亡的威胁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排列生活中的欲望。坦然接受欲望的重新排序就是坦然接受生命悲剧的本质。

这是一个自我标榜现代的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悲剧：我们已经来日无多，但总觉得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还能起死回生。

于是，我们每一个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都成为生命最后的冲锋；于是，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血管里流着化疗药物，喉咙里插着塑料管子，肌肉里还缝着线。其中教训是明确的：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我们才能活得更长。

接受死亡的必然，清楚医学的局限，这个过程很多人都没走完就走了。在死亡的必然性、生命尊严和生活意义上取得共识，医患双方都面临着艰巨的学习任务。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苟延残喘，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

我们往往欢庆新生命的诞生，但对衰老和死亡却讳莫如深。生命的两端本应得到同样尊重。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是完整生命的重要标志。一个忽视衰老和死亡的社会，往往危机丛生，缺乏温情。这恰恰是很多文明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通病。

每个生命都值得一个有尊严的告别 — 一个最好的告别。

因此，推荐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 Aawande）的老书《最好的告别：生命的最后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