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是数字乡村的一部分,初期的农村电商可以是产业层面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就需要转入社会层面。淘宝村发展的历程,恰恰是一种印证。
产业兴旺了,村里的人却进了城
苏北睢宁的东风村是全国知名的淘宝村,一年仅家具在网上销售就有几十个亿。其乡村电商产业振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6年,被称为“三剑客”的孙寒等青年开启了这个传统村落的互联网之旅,随后的电商暴发让人始料不及,一个脏乱的废旧品收购村迅速成为苏北耀眼的电商新村。到今天,不仅是村上的人在从事电商,而且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打工者。电商产业的兴起,也确实带来了一业兴、百业旺的效果,村上的相关配套产业也轰轰烈烈发展起来了。
但让人遗憾的是,“三剑客”等年轻人创业在村上,生活却在城里,玩起了“双城计”,他们的家人特别是孩子住在了城里,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生活基础设施。对一个村庄来说,他们能干得起产业,却很难赶得上城里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水平,农村的人还是留不住。
乡村的“三留守”与“反留守”
留守是乡村转型期的重要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农村剩下了大量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称之为“386199”部队。但今天的情况开始改变,农民工带子女进城逐渐成为潮流,一方面是他们怕孩子留守,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学校已经撤并得没有几个,农村便只剩下了老弱病残。于是在城乡之间演化出两种新现象——“陪读妈妈”和“反留守”群体。
“陪读妈妈”,是指带着孩子在城里陪读上学的农村妇女群体,大多在县城,与农村留守妇女和城市全职太太又截然不同。她们一般在县城租房住,主要管孩子,闲暇时有的做点手工或开个小店,但多数涌进县城的麻将馆;她们的主要经济来自丈夫打工,生活与精神压力都不小。据估计,一般县城有“陪读妈妈”两三千人之多。“陪读妈妈”让留守老人问题更加突出,也没有实现小家庭团聚,因为男人们在更远的地方打工,长期两地分居还会给婚姻稳定形成隐患。
“反留守”群体,是指工作、事业在农村,生活却在城镇的群体。主要包括:村干部,好多家人在城里,自己在农村上班;乡村创业者,从事与农村有关的行业,需要反复奔走在城乡之间,但却还是生活在城里;又分为返乡创业者和主动下乡创业者,前者是生于斯长于斯回报家乡,后者是看到农村有前景主动寻找机遇,但村可以来,城却必须回。
乡村的全面振兴,最终要看城乡融合程度
无论是淘宝村那些事业在村、生活在城的青年电商们,还是奔走在城乡之间的“陪读妈妈”和“反留守”群体,最终是依然现实存在的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没有能让他们留在乡村。其中,基础设施只是基础影响因素,公共服务在今天越发显得重要,甚至是基础设施的城乡连通,更让公共服务的差异相形见绌,让农村的人离开农村更方便了。
教育是最大的农村公共服务痛点。假如不是乡村学校的大量撤并,假如不是好的教师极其稀缺,也不会让那么多的农村孩子走上进城求学的道路。好多的村至今没有幼儿园,小学就要去镇上寄宿,中学就要进县域求学。当城里的孩子为上什么学校而苦恼、他们的父母为择校而疯狂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却在为漫长的求学之路而发愁。与他们一样艰辛的还有乡村老师,工作偏远,待遇不高,既当老师又当父母,师资流失自然难以阻挡。既然如此,农村的孩子好多在初中之后就走上了初级的劳动就业之路。
然而,一边是只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农村孩子,一边是普遍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城市孩子,这种新的城乡差距,未来又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淘宝村目前是产业振兴,将来要城乡一体
淘宝村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商问题了,从生产到生活,从经济到社会,从“硬件”到“软件”,成长的烦恼与日俱增。狭小的村庄难以容纳更大的产业发展,于是在村庄周围出现了园区,也有的把公司搬到了城里。村庄及周边的道路、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面临全面升级。更重要的是,当产业发展起来后,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更加迫切,人居环境、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等,需要全面升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乡村全面振兴,才能更加深刻地感悟为什么中央把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如果不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全面实现均等化,就难以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均衡地流动,也就难以留住人才,农村可以成为绿色产业工厂,却难以成为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换句话说,人来不来农村,看有没有产业和发展机会;人留不留农村,看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程度如何,否则人可以在农村工作,但生活却一定在城里。
所以,对于当前已经有产业规模的淘宝村而言,产业固然要继续升级,但乡村全面振兴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乡村振兴的“20”字的总要求需要一句一句落实。但如同功夫在诗外,淘宝村的问题本质上却在城里,要看城里的资源能不能更多下沉,城里的公共服务能不能更快延伸,农村群众的关注能不能得到更多关注和解决。这已经不是淘宝村自己的问题,而是当地党委政府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了,淘宝村由此就由农村电商问题转向了数字乡村与新型城镇化。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