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农村的详细调查，才可以观察细致；也只有在农村持续大量的调查，才可以把中国农村说得清晰；《新乡土中国》以大量的调查手记为我们展现了农村的真实变化。比如在农村的婚姻问题上，90年代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到2000年以后被高离婚率替代，这是农村妇女家庭地位上升的表现，也是农村妇女经济社会能力提升的体现；农村计划生育也在悄然间扭转了形势，因为农村人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先和子孙而活，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基础瓦解（第72页），于是“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必须进行调整，否则有可能会迅速面临“多生”转向“少生”或“不生”的新社会问题；农民的上访也由原来主要反映负担过重转向了利益分配不均，而且南北差异较大，北方农民主要以个体上访为主，而南方平常不太上访，却很容易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

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提醒研究者尤其要注意，中国的农村并非铁板一块，仅就村庄来说，从区域上就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南方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并指出，“可以说，不理解中国农村村庄结构的这种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就没有办法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第48页）”。但现实却是让人担忧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具体的问题普世化”，“完全不理解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即无力回应今天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不能为正处在伟大复兴艰难进程中的中华民族贡献任何有用的知识”；“大词太多，而研究太少”（第159页）。

许多问题在调查中才会更加清楚原委。比如，我们始终在为寻找一个好的农村带头人而孜孜不倦，但为什么这个带头人这么难找呢？作者通过调查进行了解释：“当村庄传统文化已经解体，面子和声誉对于村民并不重要的时候，村民代表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模范和村民利益的维护者？反过来，这样的村民代表，村民又如何可以信任他们？”（第111页）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村，“村中很少有人愿意为集体公益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智慧”（第112页）。所以，在一些农村现实中就会出现，不给实惠就不当农民代表，农村人在普通经济基础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到达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为村民服务的境界，老的共产党员没有了，新的大公无私者不见踪影，整个农村都处于传统秩序解体而新秩序没有建立的转型期，需要在新旧交融中重建，但注定也是传统和创新的统一，而非另起炉灶，因为传统是割裂不了的，只是这种转型让人不由得焦虑。

作者还基于大量的调查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村小组干部是重要的，而且不能取消，因为乡土的熟人社会是在以村小组为单元的自然村落中存在的，而到了行政村一层已经是半熟人社会。税费改革以来，只供养少量的村干部，以致村小组的干部往往没有人愿意担任，让村庄治理少了重要的一环，难以有效从最基层组织农民、凝聚农民、服务农民。现在农村民事诉讼大量增加，如果有好的村组干部进行调解，好多问题基本可以消化在萌芽状态，但过去进行村庄内部秩序维持的宗族力量和“三老”群体影响力迅速消退，村组干部人数少而精力有限，于是大量初始矛盾便直接出村进乡上城，形成大量的信访和法律诉讼问题，这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对一些甚嚣尘上的土地私有化观点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实际的调查直指其最大的荒谬之处——用5%的城郊农村大量土地增值情形来推论95%的远郊农村不可能大幅增值的土地，全世界的农用土地都是便宜的，指望着这些地方的农民卖地卖房去进城，简直是天方夜谭。更有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连一些地方推行的“地票”制度给部分农民带来土地收益在逻辑上都没有搞清楚，就在盲目测算一亩农村土地可以增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那是荒唐可笑的。所谓的“地票”等农村土地大幅增值制度设计，只是因为土地供应有限的城市经营过程中，进行了城乡土地指标的置换，把农村的非农用地复垦成耕地，置换成城市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自然是身价倍增了，城市当然也愿意多给一些钱补给农民，但并不是农民的土地本身值钱。

作者很乐意接受学界对他们的称谓——华中乡土派，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口号“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对于一些人批评他的“朴素经验主义”“一村一理论”，也坦然面对，认为没有“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没有厚重的经验积累，就难以消化西方引进的理论，形成中国的学术理解。甚至如作所说，“当下中国不缺理论，不缺方法，也不缺思考，而是缺乏常识，缺乏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常识。理论先行，掩盖了事物逻辑，‘思潮泛滥’造成了知识分子泛情绪化”。（第422页）

尤其是引进的西方理论，那些掌握着“先进理论”的西方人，“他们根本不清楚中国农村的实际，因为他们压根就瞧不起中国农村的实际，认为不必要去了解那些实际。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将真理掌握。”（第400页）而我们一些学习西方理论的人，正如吴毅所言，“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结果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第419页）。所以，“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第420页）

作者强调说，“农村调查是阅读农村，认识中国，发展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是关于农村研究的鲜明观点。我们也可以顺着作者的观点这样说，对于整个农村工作而言，更需要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重要原则落到实处，只有这样，农村的政策才不会偏，农村的各项工作才不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