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齐鲁晚报》就其在微博上发布的山西襄汾垮塌饭店做寿老人下跪的视频道歉了。但此事已不是热点。社交媒体时代舆论热点更迭就是如此迅速。公众对于“过气儿”的热点没有耐心，也就少有关注。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媒介事件暴露的问题因为一封道歉信就得到了解决。某种意义上，在舆论压力之下，《齐鲁晚报》的道歉与其说是一次深刻反省，不如说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公关行为。

这样的直播式采访从其策划到实施再到投放，整个信息产品的生产链条都是以需求端为最终导向的。也就是说像《齐鲁晚报》这样的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也必须靠流量取胜。

这背后就有一个明显的转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质量为王”到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为王”，媒体的角色、功能和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发公众思考这些变化可能具有的公共影响比单纯要求《齐鲁晚报》“服软”更有价值。

在人人都有“话筒”，人人皆有“渠道”的今天，曾经垄断“话筒”和“渠道”的新闻记者已然从议程的设置者变为议程的跟随者。偶尔以成功设置了短期内的议题为荣。

不可否认，很多记者的新闻素材很多直接来自网络热点事件。新闻不再是现场和在场，而是揉稿和加工。因此，网络喜好什么，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守门人”或曰“看门狗”就提供什么。只有投其所好才能皆大欢喜嘛。

在山西襄汾饭店垮塌事件后，谁能否认自己不关心做寿老人本人的情况呢？

群体有围观他人痛苦的心理本能，但能挡住媒体记者不去迎合这种心理需求的应是新闻职业操守。可问题是，在长期的迎合与被迎合的关系之中，有多少新闻人的职业操守早已被抢头条，造热点的冲动所淹没？

久而久之，很多传统媒体成了社交媒体的“同期声”。严肃的新闻稿件充斥的是“有网友评论……”。

今天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中，冲在一线去抓“活鱼”的记者中有多少是刚出校园的“娃娃兵”，有多少久经沙场的“老记者”？当然，很多行业有志不在年高，但在这个行业没有多年的历练还真就不行。

这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维度了，即传统媒体一线工作人员流失严重，流水线状态下，需要新人奉献的更多的是青春和汗水，但未必是智慧和创造力。

当然这个过程中必定有创意、智慧和灵感的参与，但这些有限的最可宝贵的东西，往往被用在对点击量、浏览量、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的无限追求中。以至于凡是推送要么“吸睛”，要么就要有“泪目”的效果。绝对化的语言表述，碎片化的思维阅读慢慢成为这个行业中很多人自恰性的通病。

大盐大油多放味精，长此以往食材本身如何都已不重要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活跃在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都是头发花白的资深记者，而且很多人是各自领域内的专家。他们更注重食材本身的质量。

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是，当下的传统媒体如果不依靠诸如微博、微信这些属于商业公司的平台就很难参与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讨论。

甲方成了乙方，乙方成了甲方。

当微博和微信在从容地设置公众议题的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之时，传统媒体悄然从内容、渠道、投放、策划和经营的综合体，蜕变为以内容生产为主业的社交媒体时代众多信息源头中的普通一员。

因此，如果上面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关注和解决，那么襄汾那个做寿老人不会是最后一个在镜头前下跪的采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