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即将开局之年，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历史性窗口期。在编制“十四五”长三角规划中，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实施的“十四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发挥“两省一市”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区域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提高
著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现已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著名的长三角以仅占中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中国1/4的经济总量和1/4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2016年-2019年期间，长三角区域GDP增速分别为7.7%、7.5%、7.0%和6.5%，均高于同期全国GDP增速。长三角区域人均GDP突破10万元，由7.98万元提高至10.45万元。
长三角区域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提高。一是产业发展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倾斜。与全国相比，长三角区域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均高于全国，且三产比重提高的速度相对较快；二是制造业规模聚集效应增强。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门类齐全、集群优势明显，2019年，长三角区域的汽车产量占全国的20.9%，钢材产量占全国的18.8%，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8.4%；三是服务业一体化加速发展。长三角区域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持续较好，分省市看，长三角各城市服务业比较优势呈现出一定的分工特征，有利于形成长三角区域分工合理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成效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长三角三省一市，按照国家《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精诚合作、协同共进，统筹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中，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截至2019年底，已先后推出了30多项一体化制度创新，签订了120多项合作协议，建设了60多个合作平台。从基础设施联通到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从产业集群发展到创新要素集聚发力，从深入改革到扩大对外开放，规划政策体系“四梁八柱”稳步构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迈出稳健步伐，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突破。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目标，江苏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浙江提出建设“互联网+”世界科技创新高地，安徽提出建设有重要影响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2018年沪苏浙皖九城签订长三角地区共建“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在上海松江挂牌运行；二是社会发展呈现联动特征。在基础设施联通发展方面，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高铁等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已形成较高密度的网络布局，并在重大项目推动下形成了较好的一体化基础。在生态环境联动发展方面，两省一市已探索建立起联合巡河、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联合保洁和联合治理等多项协调机制。在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方面，。探索多年的异地医保结算工作在2019年取得重大突破。目前，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全部实现医保“一卡通”，覆盖三省一市医疗机构已达3500余家。不断提升结算便利，结合“一网通办”，持续改善人民群众异地结算体验，让长三角区域群众异地刷卡结算方便快捷。
一体化与高质量双轮驱动长三角发展
疫情后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就是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瞄准“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一体化与高质量犹如长三角发展的双轮。高质量发展，重在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推进高质量创新，推动高水平开放和强化高效协同。一是要打破各地既有的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水平，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改革开放新高地；二是要推进以市场为基础的一体化进程，尤其是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让土地市场、货币和资本市场甚至高级劳动力市场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三是要因地制宜、分类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长三角虽然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其发展也呈现出高度不平衡，不仅三省一市之间发展落差较大，各省市内部发展也不够均衡。如苏南苏中苏北之间，浙北与浙西南地区之间，都有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巨大需求。但这种发展落差往往就是发展的空间，要致力于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和加强政策协同，创造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制度环境。
（作者系上海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陈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