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近期接连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G7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以欧洲为主体的西方盟友发出响亮的呼喊：“熟悉的美国又回来了。”

美国新一届政府通过两场峰会传递了三个信号：

一是本届政府将与“特朗普主义”切割，重归多边主义，与盟友及伙伴携手应对疫情、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跨国挑战；

二是强调跨大西洋关系重要性，弥补“特朗普冲击波”对美欧关系的严重损害；

三是重塑西方民主联盟，以此对抗“制度性竞争对手”，尤其在G7公报中强调针对非市场导向的政策采取一致行动。

具体而言，作为欧洲翘首以待的“最大西洋主义”的总统，拜登可能从三个层面着手改善美欧关系。

第一，强调民主价值观，重塑美国国际地位并恢复美欧价值观同盟的基点。拜登曾强调美国外交的目标应为巩固美国国家信誉，并据此提出组织民主全球峰会。在新形势下，美欧还可能携手在新议题、新领域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将其作为团结西方、加强合作、打造联盟的新亮点，如联手推动建立数字领域的“国际民主秩序”。

第二，巩固同盟务实关系，修复“特朗普冲击波”造成的跨大西洋裂痕。如在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将提升美国对北约的重视与承诺。同时，美俄已同意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五年，释放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美国完全可以此为基础推动与俄罗斯新军控措施的谈判，这不仅利于美俄战略稳定和国际军控，也利于欧洲安全与稳定。

第三，支持多边主义，为美欧合作提供抓手。双方可能在伊核问题、气候问题上开展更多合作。其中，增强“规则合作”将成为下一阶段美欧关系的亮点。重振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加强美欧对重要领域规则的塑造，尤其是共同推动技术、贸易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与规则，是大西洋两岸政界与战略界的普遍共识。

除上述互动外，美国政府仍希望把中国打造为凝聚同盟合力的最大外部议题，既能满足大国竞争的需要，又能借此重振同盟团结。然而，跨大西洋关系仍将遭受“特朗普遗产”的制衡，欧洲对美国的不信任、美欧同盟困境的结构性矛盾、美欧对中国的不同认知都将难以消弭。

首先，特朗普时代所激发的欧洲战略界对美政策辩论并未终结。“特朗普冲击波”促使实力相对较弱的欧洲开启新一轮关于欧美关系前景的大辩论，成为质疑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要思想基础，并将延续至拜登时代。其中主要有两个辩题。一是如何看待“特朗普现象”，一旦美国更换新总统，跨大西洋关系会受多大影响。有欧洲学者担心在拜登之后，类似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还会在美国东山再起，跨大西洋关系仍将震荡。还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任内美欧关系的“新断层线”既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基于全球化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结构性、长期性分歧。

二是欧洲应不应该为“后大西洋主义”做好准备，这一讨论尤其在德国体现得较为激烈。“大西洋主义者”认为，“脱美”想法对欧洲并无益处，欧洲在安全上仍依赖美国，美欧仍互为不可替代的伙伴。“后大西洋主义者”则认为，美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充当欧洲保护者和稳定器，美国从欧洲的“战略撤出”早在奥巴马时代就已开始，即使拜登执政，美国也会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责任。

其次，由特朗普对欧政策所激化的美欧同盟困境将继续在拜登时代发挥作用。一方面，美国面临维稳护霸与维系同盟的两难。相对衰落的现实促使美国必须合理利用资源，为了护霸不仅要甩掉不必要的经济包袱，还需要依靠盟友体系助力大国竞争。但这两个目标出现内在矛盾，过分强调欧洲盟友分担经济成本只会助长其战略自主意识，难以实现协助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而继续为欧洲盟友投入经济资源又无法让美国“轻装上阵”，同样不利于实现其维护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陷入了与盟友之间的成本两难。

另一方面，欧洲面临战略自主与战略依赖的两难。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刺激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觉醒，但欧洲短期内若要脱离美国却必须面对无法承受的安全成本。拜登执政可能一定程度缓和欧洲的两难处境，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美国全球战略资源转向印太的趋势日渐明晰，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印太协调员以及设立两位中国事务高级主任、一位中国事务主任的举措已发出明确信号，美国新一届政府不仅接过了“印太”这一表述，还将继续推进特朗普任内的“印太战略”，从欧洲战略撤出的脚步只会加快。

最后，特朗普时代对中国的“大国竞争”定位仍将成为分化美欧而不是团结美欧的因素。尽管拜登强调将对华采取更为精巧的竞争方式，但与欧洲的对华认知差异并未消除。在对华竞争这个问题上，二者有鲜明不同，护持霸权的美国针对中国的是体系性竞争甚至对抗，谋求发展的欧洲针对中国的则是在同一体系内的影响力竞争。

因此，美国所奉行的“大国竞争”与欧洲所谋求的经济合作存在本质冲突。美国对欧洲的“善意”别有用心，企图将欧洲拉入“大国竞争”的陷阱，希望欧洲配合美国全球及地区战略，客观上却加大了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成本。欧洲并不愿彻底投身美国急切呼吁的“大国竞争”，因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恰恰是欧洲的经济合作伙伴，欧洲面临与美国过度捆绑可能带来的经济“牵连”。美国此前对德国软硬兼施，仍未达到彻底排除华为的目的，说明美国在调动盟友遏制中国时影响力存在局限，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仍是欧洲决策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更看重的可能是地缘政治利益。

总之，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的氛围将走向缓和，但如果美国仍然强力推动联欧制华，希望将中国打造为团结欧洲盟友的外部威胁，却忽视美欧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使能够短暂遮掩跨大西洋关系的裂痕，也将为未来的同盟关系埋下更大的隐患。

（原文发表于“中美聚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