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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浅析如何改进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工作
李洋
2021年05月27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国际舆论场中,党的国际形象与实际情况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探讨如何做好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从阐述党国际传播工作面对的挑战入手,分析成因,提出对策建议。

一  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所处的时代背景

考量当下党国际传播工作面对的挑战要放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中、中观的技术演进中以及微观的具体的中美关系格局之中。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遇了重大挫折。国际传播领域的基本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以党领导下的相对集约化的传播体制去适应社交和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的逻辑和特征,技术进步带来挑战不容忽视。美国是影响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因素。自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奉行的对华遏制战略对党的国际形象做成了消极影响,蓄意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剥离开。

政党作为一定阶级领导的,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社会政治组织,尽管在国内传播中常被涉及,但并不常直接以传播活动主体或客体的形式出现于国际传播场域中。因此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与中观技术演进共同建构的传播格局中,正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意攻击凸显了党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紧迫性。

二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不仅是党本身的构成和代表性决定,也是党的使命决定的。这一本质特征在资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出现两者的统一。这一点是党做国际传播工作本根前提,也是国际受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切入点。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中,从其创建之时就肩负着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它不仅要处理好国内的阶级关系,应对来自国民党的围剿,还要领导人民抵抗外辱,应对列强的围猎和侵略。新中国成立后,党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也是复杂多变的。在70多年的时间内,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内忧外困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天生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斗争精神。这是传统意义上利益驱动型的西方政党难以比拟和理解的。如果党性和人民性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对立和紧张,如果没有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中国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下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提升党的国际传播工作与提升国家的国际传播工作,讲好党的故事和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是统一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为党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创造了宽广的空间。

三  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的重点是讲好辩证唯物主义如何指导党的实践

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是为了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根本问题。归根到底要讲好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如何指导党的实践的。因此,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应着重讲好以下几方面的故事。

第一,党是如何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党紧紧依靠人民,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党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党看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矛盾来按照实际制定工作方针。党强调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以突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第二,党在改革攻坚期积极探索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提升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面对和化解发展中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党在十八大以来树立全局观,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全面部署,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系统部署,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系列要求,同时对农业、关键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等重点问题抓紧抓实。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在具体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即在大局观之下既要区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又要区分好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第三,党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的。这体现在党不断探索更好地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趋利避害,作出理性的战略抉择。党坚持实践论,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探索理论创新,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四,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学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成果,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理论、“五位一体”发展理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中国正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市场,党在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是增进国际社会对党执政理念和治理智慧的重要传播素材。

第五,党探索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内涵有哪些。 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讲清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讲清楚。这个过程不是枯燥的说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七十余年发展史都为这个传播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藏。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实践都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语料宝库。

第六,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应当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介。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贺信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紧密相连。“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就十分善于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受众沟通,促进相互理解。

四  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着力点在于提升传播效果

党的国传工作要放在整个国家的国传工作中去展开。在党国传工作中首先要在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回答好几个问题,才能在建构制度和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的放矢,在差异化传播、精准传播和价值观传播三个方向上有所收获。按照传播学中经典的传播关系结构分析,党的国际传播政策在顶层设计环节要回答以下几个基本的问题:为何传播,谁来传播,传播什么,传播给谁,如何衡量和评价传播效果等。

第一,参与主体应更加多元。党国传工作的目的应是增进国际社会对党的了解。其中不仅指党的性质和构成等政党层面的基本指标,还应包括党史、成就、使命、执政理念等。党的国传工作的传播主体是党,但参与者应当多元广泛。西方针对中国的舆论战越来越体现为一个政党、政府、传统媒体、社交媒体、智库与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攻势。要改变目前这场不对等的舆论战就必须要求多方共同参与进来。

因此,“做好思想舆论工作是全党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中央的同志要讲,而且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讲;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 “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党际交流作为党外联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党际交流以执政经验和政治理念为传播要素,是党国际传播工作的核心要义。就目前的情况看,党际交流对于团结和联系发展中国家政党及西方左翼政党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维持和巩固与我有利的舆论基本面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100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党积累起一系列革命、建设和发展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科技的跨越发展。这些经验背后是一整套系统的政治理念的创新和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证明,这些指导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治理经验和政治理念对于其他谋求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应更加注重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和互联化,注重差异化传播和精准传播。人在哪里,传播的重点就应在哪里。传统媒体必须适应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的目标受众应更加明确,海外受众可分为反华派、知华友华派和中间派,其中前两者人数占少数,顽固的仇华派是舆论斗争的主要对象,知华友华派是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第三种占绝大多数应是党国际传播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应当争取的对象。

但是反华派往往能够设置议程,产生较大的舆论影响,也是党国际传播中舆论战的主要对手。目前特别是对美的舆论战是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对舆论战的对手及战役本身的层级进行分级和分类,面对肆意歪曲和污蔑的党形象,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发展利益的行为要予以坚决回击,对于那些借机生事,别有用心的个人和机构,有时要避免因为全力反击而抬高对方身价的效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研判是否采取,或者采取何种等级的舆论反制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舆论战是重点,但真正需要党在国际传播事业中积极争取的是人数众多的中间阵营的广大受众。他们更多地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舆论战的走势,并对来自党的其他信息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现在急需避免的是因为舆论战的紧迫性而忽视了对这部分广大受众的研究和有针对性的传播。

党领导的传播组织、研究机构和团体组织要形成基于国别和地区研究和传播策略制定的合作机制,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传播合力,才能做到有针对性的精准传播,切实提升传播效果。对于知华友华人士要积极创造渠道为其发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提升其在可触及范围内议程设置的能力。

第三,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要形成合力,要以传得开为目的。语言是国际传播的基本要素,要让国外受众乐于接受,易于理解,这样才能让国外受众入耳,入脑,入心。 这套话语体系必须坚持政治站位,展现全球视野,用事实说话,要坚持平等交流。要着力打造能够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所谓“新”就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好,要对国际舆论场中最新议题做出及时的概括,总结新规律,提出新概念,推出新表述,抢占舆论主动权,要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重大问题以晓畅通达的语言表述提出中国观点、主张和立场。

中国话语体系背后学理支撑和理论突破的基础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 新闻工作者要在以上理论支撑和突破的基础之上,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在广泛的领域内建构起以应用为导向的实践话语体系。

党的国际传播要注意党内政治话语的转化,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应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并非所有的党内政治话语都适于直接进入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内。那样在语言转化的过程中会显得生硬,有时甚至受众费解。国际传播应坚持贴近受众的接受习惯,需要和文化特征。一个政党丰富多样的话语体系可以为其实针对不同的受众实施不同传播策略开拓广阔的话语空间。

第四,应具备国际视野,体现人文关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发展经验和政治理念衍生出的价值观,如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追求公平合理国际秩序,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等,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党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是这一价值观在实践领域的生动体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蓄意歪曲党的以上倡议和主张本质上是担心其主导的不合理国际秩序格局被打破,党的倡议和主张获得了广大发展中国的拥护,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应当是党国际传播的重要素材和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要主动说清楚,讲明白,才能让世界了解和接受。每一个受到当地人民欢迎的“一带一路”项目,每一项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本身都应当成为党延伸国际传播的机遇。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传播行为为目标受众提供现实参照,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

新时代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没有理由不深入介入对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内部重要事务的解读,特别是对美国国内事务的解读和点评,让发达国家受众看到旁观者的视角和观点,进而反思其国内事务决策和执政者得失。这对美西方发起的针涉我舆论战会产生重要的牵制作用。但目前看来,例如对美国国内种族问题、收入差距及经济结构性矛盾等问题解读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在深度和角度上都没有超越美国国内媒体的解读。

党的国际传播工作要更多地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因为不公平国际秩序制度安排和美西方的干预而遭遇的发展瓶颈和困难,更加积极地参与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减贫、公共卫生和信息安全等议题的报道和点评。

一个政党的国际传播不仅要从自身出发,更应当重视借题发挥,展现公平合理价值取向,广泛博爱的人文关怀和扶困济危的正义。对发展中国家的议题的解读应始终注重放在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之下,同时表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关怀,积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大对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的关注,凸显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也是党进行国际传播的有利素材。

第五,国际传播效果分析一直是短板。目前对于传播效果的评估更多地处于传播者自说自话的初级阶段。要指导党乃至国家国传工作的改进必须建构科学合理、客观可靠的传播效果分析机制。目前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效果在媒体这部分工作主要依靠党媒自家报送数据进行评估。因为各家统计标准和评价口径的差异,这种党媒本身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传播效果评估体制主观性较强,缺少独立性和专业性。而对于“各条战线”都要参与的这项系统工程而言,对其他工作部门和系统所做的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尚没有评估系统覆盖。因此,健全和改革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制势在必行。建议应通过购买专业、可靠的第三方市场调查服务机构从事这项工作,让国别受众调查逐渐制度化专业化,以获得更加客观的国传工作评估效果。

总之,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从来都是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法宝。面对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党的国际传播工作应牢牢坚持党性原则,更加注重趋利避害,有的放矢,提高专业性,做好精准传播,才能更好地联结中外,沟通世界。

原文刊载于《对外传播》2021年5月号

中国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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