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开放的朝代之一，同时也是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较为密切的一段时期。日本派遣到唐朝进行交流的使节——遣唐使正是两国这段交流史的重要承载者。
遣唐使的百年兴衰
从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先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实际成行16次，3次任命后因故中止。若再排除1次为迎接渡唐后回日本的“迎入唐大使”和3次为送还访日后回唐朝的“送唐客使”，正式派遣的遣唐使为12次。
遣唐使团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成员包括掌管祭祀的主神和水手、翻译、船师、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工匠以及警卫等各类人员，类别将近30种。此外，还有若干留学生和留学僧跟随使团一同赴唐。可以说，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为了更好地把握遣唐使的发展演变，学者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遣唐使的不同分期。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根据遣唐使的目的和内容，将其分为初期、盛期、末期三个时期。
初期从630年舒明天皇派遣第一批遣唐使开始，到669年天智天皇派遣第五批遣唐使为止。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可以说是隋朝时期遣隋使的延续，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唐朝的制度、典章以及佛法。初期遣唐使团规模小，一般为两艘船，人数少，往往100至200人左右，组织也不严密。
盛期从702年文武天皇派遣第六批遣唐使开始，到752年孝谦天皇派遣第九批遣唐使为止。此时的遣唐使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唐朝。使团具有相当的规模，使节阵容齐整，一般为4艘船，总人数在500人左右。为此，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经常以“四只船”来称呼遣唐使团。除了数量方面的变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质量的变化。盛期的遣唐使人才济济，如名垂史册的粟田真人、藤原清河、大伴古麿等人。此外，在遣唐留学生和留学僧中，诞生了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大和长冈、玄昉等人。
末期从777年光仁天皇派遣第十批遣唐使开始，到838年仁明天皇派遣第十二批遣唐使为止。末期的遣唐使在规模和组织上并不弱于盛期，但不管规模多么庞大，组织多么完整，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征兆。最终，宇多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于894年正式废止遣唐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遣唐使的衰落直至最终废止呢？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个因素：
首先，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不安，国势日渐衰落，国际影响力江河日下，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形象。
其次，日本经过200多年的摄取与吸收，已逐渐趋向饱和，开始进入消化阶段，对学习唐朝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
再次，派遣遣唐使耗资巨大，日本的国家财政压力日增，加上路程艰辛，朝廷和使节们逐渐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与热情。
最后，唐朝赴日贸易不断增加，不仅弥补了日本对唐朝物品的需求，而且能够节省朝廷的费用开支和遣唐使往返的时间，让遣唐使的派遣失去了意义。
遣唐使的交通路线
遣唐使赴唐并前往都城长安的路线，大致可以分为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
北路从现在的福冈县一带出发，抵达朝鲜半岛的南岸后，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走陆路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阳等地到达长安。北路虽然费些时日，但大部分是沿海岸线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所以遣唐使初期阶段几乎全走北路路线。不过，从日本文武天皇开始，遣唐使走的就几乎全是南岛路和南路。
南岛路主要从九州的西岸南下，沿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一带跨越东海，抵达长江下游流域。接着经由扬州，通过大运河邗沟和通济渠到汴州，然后西进至长安。南岛路主要航行在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较大。南岛路和北路都需要航行一个月左右，有时甚至更长时间。
南路从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出发，横渡东海，在长江口和杭州湾附近登陆。接着也经由扬州，利用便利的水路交通，前往长安。南路是三条航路中耗时最短的路线。根据遣唐使伊吉博德的随行记录《伊吉博德书》记载，走南路的第四批遣唐使船，乘着强风，实际上仅用了两天半就到达了杭州湾附近。这同费时一个月左右的北路和南岛路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然而，南路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如第九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就在归程中又被吹回到中国，之后才再次重新出发，比第一船晚了将近两年才回到日本。再如第十一批遣唐使船，在暴风中颠簸漂流了34天，才终于漂抵福州一带。
《续日本纪》中有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海上遇难事故的可怕情景：副使小野石根等60余人在一瞬间被海水淹没，船从正中间折为两段，40多人裸着身子聚集在船尾，6天不饮不食，随船漂流。
所以，有时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使命，同一批遣唐使团也会采取两条不同的航路。
遣唐使的多重使命
受当时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限制，遣唐使在跨越茫茫大海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因为他们背负着种种使命，所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一代接一代地出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
在政治上，遣唐使背负着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使命。唐朝采取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与欧亚非各国友好往来。自白村江战役之后，日本也积极同唐朝发展友好关系。遣唐使的派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次外交活动，其目的是希望通过频繁地出入亚洲国际政治的活动中心，发出“日本声音”，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文化上，遣唐使背负着输入唐朝先进文化的使命。唐朝文化昌盛，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吸引力。遣唐使的派遣，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派遣，很明显就是为了引进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日本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为了更好地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日本朝廷专门精选一批通晓经史、才干出众而且汉学水平较高、熟悉唐朝情况的一流人才作为遣唐使。当然，遣唐使团在唐朝也受到了盛情的接待。
经济上，遣唐使背负着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使命。日本与唐朝通过贡赐关系实际上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以互赠礼物的形式进行，即遣唐使贡献给唐朝赠品，唐朝则赏赐给遣唐使答礼。遣唐使贡献的赠品主要有银、绢、丝、绵、布等；唐朝回赠的礼物，主要有书籍、彩帛、香药、工艺品等。遣唐使从唐朝带回的奇珍异宝不可计数，有些现在还保存在被誉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的正仓院。当然这些赠品大多不会直接进入市场，主要是满足天皇及贵族奢侈生活的需要，即便如此，在客观上还是对日本物质生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军事上，遣唐使背负着了解和探察情报的使命。围绕朝鲜半岛问题，东亚各国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唐朝出兵攻打百济时，遣唐使一行一直被幽禁在唐朝的都城。不难猜测，遣唐使的成员很可能探察了唐朝即将出征的军事情报。百济灭亡后，早有图谋朝鲜半岛野心的日本出兵朝鲜，结果在白村江被唐朝击败。由此，带着探察军事情报使命的遣唐使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遣唐使的深远影响
遣唐使是中日交流史上前无古人的盛举，它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中日的友好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在古代世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及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是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在日本统治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制度革新时，遣唐使，尤其是担任国家要职的遣唐使主动谋改革、献良策，勇当政治改革的“智囊团”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促进了日本的文明开化，使日本进入了社会繁荣、文化鼎盛的历史时期。
我们可以举两位遣唐使官员的事例。吉备真备担任过遣唐副使，是从唐朝带回典籍和物品最多的一位留学生。他回日本后，在教育、礼仪、军事、刑律、建筑、历法、音乐等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多治比县守担任过遣唐押使，同样从唐朝带回大批文化典籍。他回日本后，像时装表演一样，穿着唐玄宗所赐的朝服朝见天皇，并夸耀其朝服的优美雅致。结果，诸大臣纷纷仿效，从而带动了上层社会的移风易服。不久，天皇下诏，天下百姓衣服一律仿唐服。可见，通过遣唐使引进唐文化，常常立竿见影，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日本派遣唐使的目的之一，是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并帮助日本进行发展，而遣唐使确实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遣唐使从唐朝带回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制度和文化走向成熟。与此同时，遣唐使也将日本的某些优质产物带到唐朝，且有一些人留了下来，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遣唐留学僧圆仁是典型代表。
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叫晁衡，他在唐朝生活了50多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与王维、李白等互为知己好友。在唐朝任官期间，他一方面给日本的使者、留学生带去许多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唐朝的朝野人士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对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相互了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圆仁是随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的，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不仅非常详细且真实地记载了中国内地的情况，还细致地描绘了当时的物价、民间的各种风俗，以及有关佛教的情况，同时对繁杂的唐代官僚制也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因而美国的日本通赖肖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圆仁在周游中国方面所创下的成就要超过马可·波罗的记录”。虽然遣唐使后来被废止，中日官方正常的交往也宣告结束，但在这种友好交流氛围的影响下，中日两国民间的自发交往日渐活跃和繁荣。
总之，遣唐使作为中日交流史的重要承载者，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理解，在两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发表于《学习时报》2020年4月20日第3版（有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