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拍了众多波云诡谲的宫廷争斗剧，里面充满了各种惊心动魄的阴谋诡计。在古代日本，宫廷里的政治斗争也十分激烈，很多时候这种斗争都是亲人之间相互残杀。本文主要想谈谈被称为“权术谋略可以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政治阴谋家相媲美”的藤原仲麻吕的成败，以及铃印之争对其成败的影响。

藤原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著名公卿。他出生于庆云三年（706），父亲是藤原武智麻吕（藤原南家的始祖），祖父是藤原不比等，曾祖父是藤原镰足（中臣镰足），从小率性而聪明，尤其精通算术。天平六年（734）至天平二十年（748），他从从五位下升至正三位，中间经历了父亲去世（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均因为天花去世）、堂兄叛乱（藤原广嗣之乱）等事件。

天平胜宝元年（749）七月，圣武天皇以不堪政务操劳为由让位于阿倍内亲王，是为孝谦天皇（女帝）。同月，作为孝谦女帝表兄的藤原仲麻吕升为大纳言。此后，在姑姑藤原光明子皇后的支持下，又兼任新设置的紫薇中台（这个职位是由光明皇后的后宫职位发展而来的，拥有和太政官相同规模的官员数量，掌管着国家权力的核心）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从此，藤原仲麻吕的权势与日俱增，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藤原仲麻吕之兄）之上。

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上皇去世时，遗言立道祖王为皇太子。但是，天平宝字元年（757），道祖王因为在国丧中的失德失礼行为被废除，藤原仲麻吕于是力排众议，推举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大炊王娶藤原仲麻吕去世的长子藤原真从的妻子为妻，并一直住在藤原仲麻吕的私邸）为皇太子。由此，藤原仲麻吕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同时也遭到了其他许多公卿的嫉妒与不满。

天平宝字元年（757年）七月，橘诸兄（因藤原仲麻吕的诬告，已在失意中去世）之子橘奈良麻吕秘密会合对藤原仲麻吕不满的大伴古麻吕、小野东人以及安宿王、黄文王等人，筹划以政变形式铲除藤原仲麻吕。然而，他们的计划尚未实施便遭泄露，同时藤原仲麻吕也意识到了橘奈良麻吕的动向，加强了戒备，因此，橘奈良麻吕等主谋很快便被捕杀，其他被连坐而遭到流罪、徒罪、没官等处罚的官员达443人。藤原仲麻吕借由“橘奈良麻吕之变”，将对自己不满的政敌一扫而光。

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孝谦女帝先是改元天平宝字，然后让位给皇太子大炊王（淳仁天皇），自己成为太上皇。此时，日本仿唐之风达到顶点，藤原仲麻吕更是陶醉于绚烂的唐文化，开始施行儒教所提倡的“仁政”，如提高中男、正丁服役的最低年龄，杂徭年限减半，创设体察民间疾苦的“问民苦使”等。与此同时，藤原仲麻吕还把官名也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如将“太政官”改为“乾政官”，“太政大臣”改为“大师”，“左大臣”改为“大傅”，“右大臣”改为“大保”，“大纳言”改为“御史大夫”，“民部省”改为“仁部省”，“刑部省”改为“义部省”，“治部省”改为“礼部省”，“宫内省”改为“智部省”，“中务省”改为“信部省”等等。依据新的官制，藤原仲麻吕先被任命为“大保”，还被赐新名“惠美押胜”，不久升任“大师”，也就是太政大臣（首次由皇子以外的人来担任太政大臣），开始独揽朝政。

此时，藤原仲麻吕得知了一个令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即唐朝爆发了安禄山之乱。藤原仲麻吕担心安禄山在形势不利时有可能将矛头对准日本，于是命令大宰府加强防备，同时以新罗对日本无礼为由，制定了征伐新罗的计划。不过，在征伐新罗的计划实施之前，藤原仲麻吕的后台藤原光明子皇后去世了，其与孝谦上皇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藤原仲麻吕推行的唐朝化政策由于过于激进，触犯了很多守旧贵族的利益，再加上全国疫病流行，社会动荡，于是他们聚集在孝谦上皇周围，鼓动她重新夺回朝政大权。尤其是道镜和尚获得了孝谦上皇的宠信，开始掌握实权，并不断插手朝政事务，导致藤原仲麻吕与上皇集团之间矛盾日益加深。

天平宝字六年(762)六月，孝谦上皇召集文武百官于朝殿，公开指责淳仁天皇，并宣布“政事常祀小事今帝给，国家大事赏罚二柄朕行”。也就是说，日常祭祀等礼仪性的小事由淳仁天皇主持，国家大事（有学者认为主要指对外作战）与赏罚等则由孝谦天皇来决断。事实上，政治实权开始从淳仁天皇转移到孝谦上皇那里。不过，因为当时象征天皇最高统治权力的驿铃和内印（以下简称铃印）依然由住在内里的淳仁天皇保管，因此，淳和天皇仍能行使天皇权力。这样一来，淳仁天皇、藤原仲麻吕阵营和孝谦上皇、道镜阵营的政治斗争全面展开。

在以律令法为基轴所形成的国家统治体制中，驿铃是携带公文书的驿使使用驿马时所必需的证物；内印是下达的公文书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驿铃与内印作为日本律令制国家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象征，是公文书能否顺利传达的重要凭证。藤原仲麻吕之乱中对铃印的争夺正反映了铃印对古代律令制国家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

天平宝字八年(764)九月，对于局势感到不安的藤原仲麻吕意图凭借军事力量与孝谦上皇对抗，任命自己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等国兵事使”，并令以上十国各自抽调出士兵二十人用以训练，这些人其实就成为了藤原仲麻吕的私兵。但是，藤原仲麻吕为了增加私兵的数量，私底下却并不是说抽调二十人，而是说需要六百人。值得注意的是，藤原仲麻吕是通过外印（太政官印）向各国司下达公文书。原本如此重要的公文书的下达，必须有内印的盖印，但藤原仲麻吕大概是因为担心泄露了改窜兵士的数量秘密，所以在下达公文书中均用自己保管的外印盖印。

然而，负责制作公文书的大外记高丘比良麻吕担心自己卷入祸端，很快就将此事密告孝谦上皇。孝谦上皇于是果断采取行动，派遣专门负责铃印收授大权的少纳言山村王，前往淳仁天皇的中宫院没收了铃印。闻知此事的藤原仲麻吕立即派其第三子藤原久须麻吕率军队袭击山村王，夺回铃印。这样一来，藤原仲麻吕的造反昭然若揭。孝谦天皇得到紧密情报后，命令坂上苅田麻吕射杀敌军，再次将铃印夺了回来，并剥夺藤原仲麻吕的官位，取消其藤原之姓，没收其田户。于是围绕铃印的争夺，叛乱终于全面爆发，史称藤原仲麻吕之乱。

藤原仲麻吕失去铃印后，携带太政官印出逃出平城京，意图逃往近江国。孝谦上皇则召回受到藤原仲麻吕打压的吉备真备作为中卫大将指挥讨伐军。因无法将淳仁天皇带在左右，藤原仲麻吕在叛逃途中匆忙将天武天皇之孙冰上盐烧拥立为天皇，并把自己儿子们的官位提拔为与亲王相同的三品，将盖有太政官印的文书（太政官符）告知诸国。但各地的官军拒绝执行藤原仲麻吕的命令。最终，经过8日的激战，藤原仲麻吕溃败，并在琵琶湖的船上被俘。叛乱平定后，发动叛乱的藤原仲麻吕被斩首，助长叛乱的淳仁天皇被废黜后又被流放至淡路幽禁，史称淡路废帝，孝谦上皇则重祚（称德天皇）。

藤原仲麻吕败亡的原因很多，如朝野上下对他的不满与憎恨，颇具军事才能的吉备真备指挥有方等等。其中，藤原仲麻吕在铃印争夺中的失败对藤原仲麻吕最终的败局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获得铃印的孝谦上皇，既可以征调各地的兵力，又可以颁布诏敕，笼络人心。其次，藤原仲麻吕战败后率军逃往近江国时原本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近道，一条是远道。藤原仲麻吕最终选择了远道，因为近道是官道，没有铃印的藤原仲麻吕想在官道上通行必然会遇到阻碍。然而，获得铃印的孝谦上皇，准确地判断出藤原仲麻吕的动向，从而再次获得了主动权。

藤原仲麻吕之乱以争夺铃印为开端，“说明这时按照天皇下达的文书而运作的机制律令已经建设完毕，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铃印作为最高统治者天皇权力的象征和治理天下的信物，它不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使者往来、物资运输的重要依据与防止伪造公文书的有效方法，而且是顺利传达公文书和有效征调地方兵力的凭证，对确保和强化日本律令制国家对社会的政治统治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根据《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部分补充、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