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对人类的生活构成冲击。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疫病的影响则是更加巨大的，甚至可以改变当时的政治走向。
“长屋王之变”后，藤原氏受到了天皇的宠幸，皇亲政治则面临解体。但是，天平九年（737），全国瘟疫流行（民间传说是长屋王的冤魂在作祟），从贵族到平民，无一幸免，死者不计其数。执掌朝廷大权的藤原四兄弟先后因染上天花而病亡，新田部亲王、舍人亲王等政界要人也相继死去，结果朝廷的实权落入大纳言橘诸兄之手。这可以说是古代日本由疾病所带来的一场“政变”。
橘诸兄，生于天武天皇十三年（684），是敏达天皇的后裔美努王与橘三千代之子，原名葛城王，本属皇亲身份，后臣籍降下，受赐氏姓橘宿弥。橘诸兄的正妻藤原多比能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和铜三年（710），27岁的橘诸兄从无位叙位至从五位下，开始正式进入政界。天平元年（729），46岁的橘诸兄升任正四位下左大弁。天平三年（731），葛城王升至参议，步入公卿的行列。天平四年（732），葛城王升至从三位。可以看出，“橘诸兄并没有杰出的资质，如果藤原四兄弟没有病死，恐怕是一个终生处于藤原氏下风的人物。”
天平九年（737），随着众多议政官的相继去世，朝廷匆忙任命橘诸兄为大纳言。天平十年（738），橘诸兄被任命为正三位右大臣，正式成为朝廷的核心人物。天平十一年（739），橘诸兄升为从二位。天平十二年（740），橘诸兄升为正二位。天平十五年（743），橘诸兄升为从一位左大臣。天平感宝元年（749），橘诸兄的官位升为正一位。生前就升为正一位的政治家，纵观在整个日本史也屈指可数。一场疫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凶灾，但对橘诸兄来说却是吉兆，橘诸兄的升迁过程从十分缓慢到迅速上升依靠的就是这场疾病。
橘诸兄官位的迅速上升与其母橘宿弥三千代也有着重要的关系。橘宿弥三千代原名县犬养三千代，原先嫁给美努王，生下他和佐为王、牟漏女王。县犬养三千代后来改嫁给藤原不比等，生下藤原光明子。“由于数代女天皇连续登基，宫廷后妃、女官实力不断膨胀”，而县犬养三千代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和铜元年（708），元明女帝为了褒赏县犬养三千代的忠诚而赐予氏姓橘宿弥。橘诸兄正是在获得赐姓后，才得以在藤原四兄弟去世后，官职迅速升至正一位左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
“橘诸兄”这一姓名的来历值得注意。首先是“橘”氏的来历。天平八年（736）十一月十一日，葛城王与弟弟佐为王给圣武天皇上表，主动请求赐姓降下，希望获得母亲三千代的氏姓——橘宿弥。葛城王原本是皇亲，却要求降为臣籍，改姓其母亲的橘氏，这无疑反映了长屋王事件后皇亲势力已完全被藤原势力所压制。即葛城王只有继承和藤原不比等再婚生藤原光明子皇后的三千代的氏姓，才能强化同藤原氏的关系，在政界伸张势力。
其次是“诸兄”这一名字的来历。《续日本纪》中所见给诸王赐姓的次数有70多次，其中基本上都是直接使用原先的名字。但葛城王却没有使用原先的名字，而是采用“诸兄”一词。“诸兄”，即所有同宗之兄。葛城王通过改名“诸兄”，不仅表现出了他与藤原光明子是同母兄这一长幼秩序，进而显示了他是藤原光明子的丈夫圣武天皇的“诸兄”，从而表达了他与天皇家是极为亲近的亲族关系的想法。
除了重用橘诸兄之外，圣武天皇还起用了身份较为低微、从唐朝留学归来的遣唐留学僧玄昉和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参与朝政。这样，就形成了以橘诸兄为核心，包括遣唐归来的新晋干才玄昉和吉备真备为主要成员的新的政治核心。
关于吉备真备，前面已有专文介绍，不再赘述，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玄昉。玄昉俗姓阿刀氏，出家后和前文说到的道镜一样，拜法相宗高僧义渊为师。717年（养老元年，唐开元五年），玄昉同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同时入唐，并在唐留学20年，习得佛法和医术，受唐玄宗赐紫袈裟、准三品职。玄昉受圣武天皇宠信与重用的原因，也与道镜很相似，那就是他医治好了圣武天皇母亲藤原宫子皇太后的疾病。藤原宫子自从生下首皇子（圣武天皇）后，大概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三十年间，整日独居一室，几乎没有见过亲生儿子圣武天皇的面。圣武天皇很苦恼，但一直没有办法。然而，在玄昉进宫照看藤原宫子后，藤原宫子不久就痊愈了，母子二人终于得以见面。为此，圣武天皇非常高兴，不仅加官进爵重赏玄昉，而且允许他自由出入皇宫宣讲佛法并参与政事。当然，玄昉和藤原宫子皇太后之间也传出类似道镜与孝谦上皇的绯闻，一直到后世都有传言称僧人菩殊是玄昉和藤原宫子生的儿子。
自从藤原四兄弟相继去世后，藤原氏的政治势力大幅衰退。随着橘诸兄掌权以及玄昉、吉备真备等反藤原氏势力的崛起，藤原氏感觉到失去政治地位的危机。其中藤原宇合之子藤原广嗣的反应尤为激烈。
藤原广嗣身材魁梧、博览群书、喜好天文，同时武艺出众、精通兵法，但性格比较偏激。他曾向圣武天皇建议驱逐玄昉（以玄昉与藤原光明子皇后过于亲近为由），但没有被采纳。天平十年（738），藤原广嗣因“在京中谗乱亲族”，从大养德（即大和）太守贬为大宰少贰。藤原广嗣到边远的大宰府赴任，对贬官以及非藤原氏集团主持朝政十分不满，再加上僧玄昉图谋侵犯她居住在京师的妻子，所以于天平十二年（740）八月上表圣武天皇，“指时政之得失，陈天地之灾异”，认为失政和灾异都是因为玄昉和吉备真备，请求处分二人。很明显，藤原广嗣对疫病灾害以来的民心安定政策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掌权的橘诸兄的批判，因此该事件被橘诸兄判定为谋反。
圣武天皇于是下诏召回藤原广嗣。但藤原广嗣违抗了召自己入京的圣旨，与弟弟藤原纲手一起，开始召集国内兵马，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于是，日本朝廷任命大野东人为大将军，任命纪饭麻吕为副将军，率领东海、东山、山阴、南海等五道之兵一万五千人征讨藤原广嗣。不久，藤原广嗣部下中很多人叛变。最终，藤原广嗣军在板柜河之战中被朝廷军队打败。藤原广嗣战败后乘船出海，打算逃往新罗，但因风向的改变，船被刮回日本。最终，藤原广嗣被斩首，叛乱得以平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藤原广嗣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圣武天皇领导下，以橘诸兄、玄昉和吉备真备等人为首的朝廷的挑拨下，“被迫”发动叛乱。“藤原广嗣之乱”后，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为了镇住藤原广嗣的怨灵，圣武天皇将玄昉贬至筑紫建造观世音寺，结果玄昉在第二年便去世了。当时坊间盛传，此事件为藤原广嗣的怨灵作祟的结果（一般认为玄昉为藤原广嗣的残党所杀）。吉备真备则先被贬职为筑前守，之后又再次被贬职为肥前守。并且，吉备真备在被贬途中还曾亲自到藤原广嗣的墓前祭奠，并为其立祠。
与此同时，橘诸兄的权力也在逐渐萎缩。在孝谦天皇统治时代，藤原仲麻吕的权势逐步扩大。天平胜宝七年（755），橘诸兄的侍从佐味宫守密告橘诸兄在酒宴上诽谤朝廷。圣武上皇（圣武天皇于749年让位，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男性太上天皇）虽然没有处理此事，但因为受到藤原仲麻吕的抑制，橘诸兄在次年二月辞官，就此隐退，并在两年后郁郁而终。
总之，“长屋王之变”后，皇亲的地位受到削弱，皇亲政治开始解体。几经波折才继承皇位的圣武天皇并不希望重建皇亲政治，仅是暂时让本属皇亲身份的橘诸兄掌权，作为他实现向天皇真正掌权的过渡。笔者认为，“藤原广嗣之乱”实际上是圣武天皇为了同时削弱外戚藤原氏和赐姓皇亲橘氏的势力而挑动的一场内乱。正是通过这次内乱，“贵族层之间的合作被打破，政治的专制化倾向逐渐显著。”
本文根据《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一章第二节第二部分补充、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