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沿明制。清之货币制度，也是银两与制钱并行，又规定银两同制钱的比价是：每银1两相当于制钱1000文。然而，清代有过三个银两同制钱的比价发生“银贵钱贱”波动的时期：1765—1854年间、1856—1874年间、1905—1911年间（据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银贵钱贱”会加重“小民”的赋税负担：”小民粜卖粮米，买银交官，多形赔累”，官府收银又“浮增折价，每银一两，有加至制钱四千七八百文者”（转引自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银贵钱贱”直接引发了农民的抗粮斗争，据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仅鸦片战争发生后十年间就有四大抗粮案件，其中包括“福建台湾府嘉义县的郭崇高”案。据《清实录》，1844年“有台湾知县阎忻，于收粮时欲行帮贴番银，并有包揽官事之许东灿即许朝锦阻挠纳粮”，“诓收民钱，代为完粮，贱卖坏谷上仓，经该县查拿”。知县阎忻“收粮时欲行帮贴番银”用意显然在于“浮增折价”；“捐纳同知”（即花钱买官，取得“同知”名份）许东灿则显然是一个既“包揽官事”、也“包揽”农民“完粮”的“揽户”。官员和“揽户”勾结，“包揽”银、钱比价，“包揽”农民“纳粮”，从而加重了农民赋税负担，致“台湾嘉义县巨匪洪协等纠众竖旗谋逆，并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伙起事，所纠匪党，约共二千多人”，引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案件。　　

台湾进士汪春源担任江西安义知县期间（1907—1911)，恰值清代第三个“银贵钱贱”时期（1905—1911)。1910年3月26日，汪春源在江西安义知县任上写给其妹夫吴凤年（住地在台湾彰化县十三甲）的家信中说：“兄现任南康府之安义县，于兹三载。只因时事变迁，江西日下银贵钱贱，征不敷解，赔累之深，日甚一日。点金乏术，徒唤奈何。”汪春源《汪进士自述》则记：“周历各乡，盘查积谷实储，推陈出新，破除情面，乡绅有侵蚀者，勒令缴足”。江西南康知府朱锦，当年以“大计卓异”推荐“南康府之安义县”知县汪春源。原禀提及：“征收丁漕，该令因银贵钱贱，虽有亏赔，而督催未敢稍懈，故近年该县征收之数，均在八成以上”。看来，作为清末知县，汪春源应对“银贵钱贱”而来的“征不敷解”，不是向“小民”即一般纳税人“浮增折价”，而是对“乡绅有侵蚀者”即有逃税漏税情形的“乡绅”，“勒令缴足”其应缴的税款。

附带言之，“大计”是清代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每3年凡1举，层层考核属员，考核优等称“大计卓异”。“大计卓异”有名额比例，道府州县官员15定1。“卓异”官员的标准，除了“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没有亏空仓库粮米”，还有一条：“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汪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