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士洁是台湾历史文化名人，魂兮归来，何其悲怆！日据当局依据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在中国境內设立的高雄海关是非法机构，这个非法机构竟然对施士洁进士的灵幡“课了不少税”，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真是“吃人吃透透”、真是欺人太甚！
福建作家蔡天敏的散文《触摸伟大的灵魂》讲述陈嘉庚到集美农林学校之农场吃早饭的故事，读来相当感人：“有一次，陈老先生回乡来，有人想宴请他。《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从道光《金门志》的记载和《金门育婴堂规条》看，金门育婴堂乃承接了福建的种种传统。《金门育婴堂规条》明文规定：“领取女婴为苗媳者，配合诸事有本堂分照为凭。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在其学术名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里对福建育婴堂的传统评估不足。
曾参与改编单田芳红色经典评书系列《贺龙传奇》《少林将军许世友》《九一九演义》，并参与《单田芳自选集》十部系列评书的文字整理，文史功底深厚。《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集美周刊》第674号（1945年3月20日出版）以《名画家谢投八为本校校主绘像》为题报道说：“校友谢投八先生为国内有名画家，现任省立师专西洋画系主任，于去年秋天应本校校董会函约为本校校主陈嘉庚先生绘油画半身像，该画经于本年三月间装寄到校，由校董会珍重保存云”。陈嘉庚是私立集美学校的创办人，故称校主。
曩读厦门大学教授蒋炳钊《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书中所记福建兴化（莆田）有人在台湾“番社”建家繁衍子孙的故事，印象深刻。蒋老师说：据余文仪《重修台湾府志》，“南社、猫儿干二社高山族据说就是兴化府汉人渡海至此，后来娶高山族妇女为妻，子孙繁衍而成”。比余文仪《重修台湾府志》（乾隆二十九年版）稍早，范咸等人的《重修台湾府志》（乾隆十二年版）已有“南社、猫儿干二社番，其祖兴化人，渡海遭飓风，船破漂流到台，娶番妇为妻。今其子孙婚配，皆由父母主婚，不与别番同”的记载。
清人萧宝芬《鹭江竹枝词》之《生生》题注曰：“俗有崇奉保生大帝与注生圣母，合庙祀之”；诗曰：“雨大乾坤本好生，其中宰制有神明。《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清人萧宝芬《鹭江竹枝词》之《放生》诗有注曰：“俗有老艾未能生育，亦复多纳婢妾，每任外交乞种，谓之放生”。实际上，闽南文化覆盖的其他地区如台湾，也同厦门一样，古来有“放生（hongsing） ”之俗，古早则俗有“放生”（bangsni）之例也。
我多次到过台南祀典兴济宫，每次都会看到台湾知府周懋琦的题联和题记。5年前，我在兴济宫演讲，用闽南语说：“周懋琦是一个足有才调的人，伊写的对联是兴济宫的一件宝物”。
1944年8月，国立海疆学校“假（福建仙游县）私立金石中学旧校舍”开始其筹建工作。1945年1月，梁龙光出任校长。同年7月“奉令迁址南安县九都镇”；6月“奉准建永久校址于晋江”，址在“晋江东北府后山公地”。校舍建成前，“暂假晋江城内花巷天主堂为临时校舍”。
近在中评新闻网发表《福建龙溪县汪知事》后，许多朋友（包括台湾朋友）纷纷来短信垂问：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县知事“走马灯似的换人”？我也知之不多。想了想，“走马灯似的换人”是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的表现，我若回过头来又说“民国初年政治动荡”是其原因，朋友们应该饶不了我，细思极恐。当了知事又走人者，除了人看不爽和看人不爽，应该还会有种种具体原因。
清末泉州名士吴增是用文言（古文）、也用白话（俗语）两副笔墨写文章的人。《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据民国六年（1917年）“龙溪县知事 汪”印发的《粮户执照》判断，汪荫孙的任年应为民国六年（1917年），并且汪荫孙和汪祖荫可能为同一人。附带言之，台湾进士、前清广东徐闻等县知县许南英于民国二年（1913年）出任福建龙溪县知事，他的任期也很短，该年任龙溪县知事者先后有熊飞、郑世求、许南英和张元奋4人。
1979年，《欧洲汉学会不定期刊》第二辑在法国巴黎出版。该辑收文三种，施博尔、饶宗颐、龙彼得教授分别用法文、中文和英文发表对闽南语皮（纸）影戏本的研究成果。三位教授里，施博尔和龙彼得是汉学大师，饶宗颐则是国
赖伯疆《广东戏剧简史》（2009年）记：“潮州地区的纸影戏，是用皮革或纸雕成人形，用灯光在纸幕或布幕显现影形。据说，是宋代时从福建传入”。我们今天从宋修福建方志《三山志》，可以看到“又为纸偶人，作缘竿、履索、飞龙、戏狮之像，纵士民观赏。朱门华族设看位，东西衙廊外，通衢大路，比屋临观”的记载，可以看到宋代福建的皮（纸）影戏的雏型。
作为说唱文学，闽南语歌仔册是一种活态文化（living-culture），迄今仍然存活于海峡两岸之闽南语方言区：有人仍然在演唱和赏听、阅看和朗读、编述和出版、收集和研究。
漳州寻源中学校刊编辑部编辑、南风印刷厂印刷的《寻源校刊》第2期（1936年7月出版）刊有欧阳征的《许地山先生讲道录》，其文谓：“下载两篇讲稿，乃先生方自英伦归来（汪按，“方自英伦归来”应为“方自北京归来”），适激励团集于同安集美学校，敦请先生担任讲员，时在民国九年旧历六月下浣，距今将16年矣。
清代江苏学者王有光曾采江苏俚语俗谚，略加注解，成《吴下谚联》四卷；清代福建学者林豪也曾采集闽南俗语为《俗语对》。谚联（俗语对）将雅俗、庄谐、俗语和对联一炉共冶，相当有趣。
1927年，毛泽东吟诗般地说了两句：牛。这是农民的宝贝。诚哉是言也！在农业机械化水平低下的千百年里，牛扮演了农耕生活里的重要角色，誉称“耕牛”。在台湾历史上，牛车还是陆上乃至水上交通的重要工具。
在闽南方言里，做公亲是充当仲裁、调解人的意思；老人则是从乡土社会成员中、由乡土社会成员“众所推服”选出的所谓乡老。当乡土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属于民事案件的争执或纠纷，往往请这位（或这几位）众所推服的乡老来摆平。
图一的标题是有感叹号的：“欢度端阳节，怀念流落人!”照片及其说明是：“国民党空军训练司令部少将韩德辉的姐姐韩菊佳（右）和子女包粽子过端阳。”图二标题“喜度端阳节”，副题是：“国民党空军中校林崧生在福州的亲人喜度端阳节”，照片及其说明：“林崧生的父亲母亲及弟妹、弟媳在观看孙女们的节日表演”。
陈孔立教授在其学术名著《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里论述清代台湾从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转型，提出“大约在1860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的论断。陈老师的这一论断应该可以称为“陈氏定理”它在台湾史研究中有多重证据可资证明、又在台湾史研究中可以用于解释多种问题。
清人袁枚《子不语》里有个“状元不能拔贡”的段子，说的是清代状元黄轩因在考场“头晕目眩”错失了十二年一遇的“拔贡”机会，后来却成了状元。这显然是励志故事：要正确对待一时的考试失利，要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但是，袁枚用错了标题。
“领袖名经千家佛，填膺忧愤百哀诗”。这是台湾进士汪春源《白华庵主像赞》二首之一的颔联，说的是清代状元、吾闽先贤吴鲁（吴鲁自号“白华庵主”）生平的两大事迹：中状元和写《百哀诗》。吴鲁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恩科状元（同榜有台湾进士许南英），古早用佛家《千佛名经》喻科举登科录（进士名录），“领袖名经千家佛”说的正是吴鲁高中状元事；“填膺忧愤百哀诗”则记1900年吴鲁在京目睹“庚子事变”之种种惨状，忧愤而写《百哀诗》，可谓“愤怒出诗人”也！
1975年12月15日，大陆司法机关从即日起全部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给予公民权并妥善安排其生计和生活。此前获得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伪满”战犯也已得到妥善照顾。
1975年9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全运会开幕前，1975年8月1日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正在北京集训的台湾省代表团棒球队同解放军北京部队棒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当年通过空飘散发台湾的传单里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台湾建省后的全称是“福建台湾省”。据《清实录》，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廷决定将刘铭传担任的“督办台湾军务福建巡抚”官职改个名儿，传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请从缓改设巡抚，着毋庸议”，并谓“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为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著的《台湾会馆与同乡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92页记：“台胞陈天锡1931年来到北平后，曾创设志诚实业有限公司，经营和济印书局、立达书局”。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资讯。循此线索当可深入研究，其成果亦当可期。
在闽南方言里，招赘婚就女方而言叫“招夫”、从男方来说是“上门”。闽南方言里的“讨猪母税”“异姓公妈”“开基外祖”“半招半嫁”“媳妇仔大家”“媳妇仔后生”“八代大母”等说法，则一一记录或表现了“招夫”婚俗之种种情况。
顾颉刚教授曾谈论方言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学术方法，他说：“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这是民俗学中新创的风格，我相信其必有伟大的发展”。兹举一例来说明与此方法论相关的方言同民俗的关联。
今年6月，我在中评网写的《致敬团与宣慰团》谈及吴石将军的两次涉台活动：参与接待“台湾光复致敬团”（1946年）、参加白崇禧“宣慰团”到台湾（1947年）。今天要谈的是他同日本反战士兵的三件往事。
钱天鹤教授的大名，最早是看书看到的。20余年前，我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工作，与院内同事谢重光教授、杨彦杰教授合作撰写《金门史稿》，从金门地方文献看到：“农复会” 委员钱天鹤多次到金门，以“农事试验所”为工作基地，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用功、立功于民生。
日据台湾时期，日据当局在实施皇民教育的同时，也实施愚民教育。台湾民谚“公学读六冬，不识屎礐仔枋”说的是，读了6年公学校（日据当局为台湾人开设的学校），或者说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人变傻了（傻到连常见的东西如厕所的木地板也不知其为何物）。
1962年9月，黄典权教授在为许南英《窥园留草》（台银印本）所写的《后记》里说：“（《窥园留草》）是一个台湾名进士家破国危、幽忍凄切的心声，交织着很多地方掌故以及当时文人风雅际会言行的纪录。所以，留草的文献价值，好像比同时代一些诗文集更高得多”。除了诗、词，该书编辑、出版过程也联结着台湾文人的乡谊。
1927年1月2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今天照了一个相，是在草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祭桌上，但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在当天的日记里，鲁迅特地记上一笔：“下午照相”。
关于清代职官制度，有不少复杂而有趣的话题，譬如清代的京官。相对于地方官而言，京官指在京师中央系统任职的官员；在京师中央系统任职的官员里，相对于朝官（又称升朝官）来说，京官则指不预常朝、职务较轻的官员。
明末廉吏忠臣卢若腾是福建金门人。《金门志》记：“浙江鄞城东渡门，有祠祀卢牧洲先生。康熙间，当道重修，丹青壮丽，额曰：德馨民社。先生孙朂吾闻之，作诗纪事，有‘廉吏当年惟茹蘖，桐乡异代尚召魂’之句”。
说来是70年前的事儿。据当年的《厦大校刊》，1948年8月4日，厦门大学文学和哲学专业的著名教授虞愚先生应台湾省政府邀请，到台湾“担任该省举办之教育人员暑期研习班专题演讲人”。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发生了“一条大代志”（闽南语，一件大事也），日本仔借口琉球海难船民被“台湾生番”杀害，居然出兵台湾。据《清实录》，清廷明确指出：“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视”“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并令地方要员与日本仔交涉。遵照清廷旨意，“潘霨偕道员夏献纶等员于五月初八日驰抵琅峤，与日本中将西乡从道反复辩论，逐条穷诘”。
陈支平教授在《台湾史研究名家论集》之《推荐序》里精辟地谈论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与“台湾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情形，并谓“《台湾史研究名家论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究的基本现状和学术水准。这套论集的出版，相信对于推动今后台湾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和深入，无疑将产生良好积极的作用”，诚哉是言也!
每次到杭州，总怀揣着朝圣的心。有人说，杭州到处是文化。在这城市里行走，当你停下脚步，很可能就站在某处文化遗址上。暑期到杭州参观方志馆，讲解员用好听的声音告诉大家，我们的脚下是南宋德寿宫遗址的一角。于是，参观的全程我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
明代末年，以“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名闻天下、名传至今的冯梦龙在福建寿宁知县任上撰《寿宁待志》，书中有关于“典卖其妻”陋俗的重要证言，略谓：“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
多年前，我曾在台南成功大学讲《闽台妇女史研究》。当我讲到“闽省旧有”的搭台殉节之恶俗时,有女生怕怕地提问：“这太可怕了，台湾应该不会这样子吧?”记得我当时回答说：“闽、台两地，事事相同，连社会问题也大致相当”，并举出《台湾外记》里的一个事例：1681年，郑经病逝，明郑集团发生内讧，郑经长子郑克臧被杀。郑克臧妻陈氏夫人时已有身孕，“号泣悲咽”，曰：“我今已矣，供饭三日，聊尽人事。我夫妻子母自应相从于地下”。其堂兄陈绳武、兄陈梦球居然“咸壮之”。然后是“令人搭台，夫人登，受文武祭奠毕，与诸兄弟拜别，从容投缳，颜色如生”。
我在中评网写了《周老师175岁诞辰纪念》，有彰化友人说“读了特别有感”，另有友人感叹说“该给周老师发张好人卡”（是真的好人卡，不是女孩对告白爱情的男孩说的 “你是好人”然后“卡”住哦）。人以群分，周老师是好人，周老师的朋友也是好人。
我曾多次到台南祀典兴济宫参访，每次都会看到清代台湾知府周懋琦题写的楹联。我看得明白真切，其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是对《宋史》的批评：《宋史》编写功成，读者很快发现，宰相号称“元臣”，但《宋史》将宋代乾道、淳熙年间的宰相曾怀和嘉定年间的宰相钱象祖遗漏了；另外，兴济宫主祀的“保生大帝”生前是“医药神灵”的名医，《宋史》之《方伎传》未收其人，也是失误。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当清廷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海上谁来建义旗”？台湾各地人民高举义旗、编练义军，“誓与倭人不共戴天”。三月二十四日，台湾进士丘逢甲刺指血书“抗倭守土”，并以“工部主事，全台义勇统领”的名义领衔联名上书朝廷，其文有一“义”字、有“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部誓死守御”之语。四月初四日，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等在北京悲愤呛声：“台民忠勇可用”，抵死愿做“义民”！当年，康有为亲见“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路人莫不哀之”的情形，连横《台湾通史》也记下这一幕：“台湾举人会试在北京，闻耗，上书都察院，力争不可。”
“桂堂”是先师俞元桂教授的自号和书斋室号。俞老师生前的藏书多钤有一方藏书章，曰“桂堂座上客”。及老师退休，其藏书陆续捐赠，“桂堂座上客”在图书馆、资料室或其他学人的书斋里依然是座上客，因为最好的学术著作总会得到最好的看待、最好的对待。如今，我也退休了，在福建的藏书已全部捐给母校等大学，在北京的藏书大部捐给全国台联的职工之家和北京台联的台湾会馆。留在身边的书则依然是我的座上客，它们将伴我走完老年学者的路。
诗人学诗、作诗，不免心有所仪、笔有所宗，故“诗话”作品里常有“诗学老杜”“诗宗山谷”和“诗似徐东痴、宗定九”之类评语。我们来看看台南人最喜谈论的施士洁、许南英、汪春源三进士的追星故事。
台湾著名学者黄美娥教授《一种新史料的发现》（载《竹堑文献》第4期，1997年10月）报告，台湾进士郑用锡在其《感悟》诗后，附文《正阳门关圣帝签诗》记签诗与其一生的关系。清道光三年（1823年），郑用锡参加癸未科会试后，随友人到京师正阳门关帝庙“叩求签诗，以卜功名上进可否”。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谓：“福建自古以来就以溺女之风的盛行而闻名。但在本研究涉及的52处州县之中，在雍正二年发布建立育婴堂的上谕之前，只有清流县设有一处建于康熙四十五年的育婴堂”。
顷得亲友告知，网上有文章谈到浙江桐乡县令方雨亭爱才如命，推荐并资助蒋百里入浙江大学（当时叫求是书院）的故事。《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曾参与改编单田芳红色经典评书系列《贺龙传奇》《少林将军许世友》《九一九演义》，并参与《单田芳自选集》十部系列评书的文字整理，文史功底深厚。《话说两岸》所有文章都短小精悍、一气呵成，就像一个个历史的小片段，形成了对两岸关系大历史的强有力佐证与补充。
我在乾隆《福州府志》里读到清代雍正年间，福建官府旌表的“方廷荫妻”杨氏的故事。少女杨氏“嫁甫二日”，丈夫方廷荫“为继母所逼赴水死”。小杨“痛夫死非命，投江者再，遇援不得死”。方家继母逼小杨转嫁“己所生子”方廷赓，小杨不从，又“欲鬻之外乡”。小杨在恶婆婆的威逼之下，终于“投缳”而死。
汪毅夫先生的《联结两岸》已经结集，征序于我。我没有丝毫要客气推辞的意思，一口答应。我之所以如此孟浪不谦逊，一是忝为汪毅夫先生的老友，却之不义；二是汪毅夫先生自2018年退休后，勤于撰写有关海峡两岸的文史掌故札记，每成一篇，总是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给我阅读。日积月累，居然多达八百余篇。如此熏陶、欣赏、获益之后，总是有一些话想说的吧？如今机会来了，自然不宜错过。
历史上，溺女（溺弃女婴）和锢婢（锢婢不嫁）曾经成为风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溺女之风剥夺女婴的生存权，锢婢之风剥夺婢女的婚姻权甚至性生活权，凡此严重障碍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进步的问题当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重版本），清代驻设厦门的外国领事馆及其设馆时间（以首任领事到任时间为设馆时间。首任领事到任时间尚待査考者，则以表中所记之首任领事在任或获任时间记为当年前后）为：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于“台湾番民屋宇”条下记：“台湾番民之建筑屋宇，先植栋柱于地，然后削竹为椽，编茅为瓦，成圆盖，合力擎举，置栋上。前后皆有阖扇，雕绘髹涂，色殊丽，两旁皆细竹编为花草等纹，外坚密而中无间隔，形狭长，远望如画舫，又择平地，编藤架竹木，高建望楼，每逢禾稻黄茂收获登场之时，至夜，呼群扳缘而上，以延睇遐瞩，平地亦仗械支柝，彻晓巡伺。”
有朋友会问，台湾既已建省，为甚“台湾布政使司”尚冠有“福建”字样呢？因为台湾省的全称是“福建台湾省”。在《清实录》里，台湾巡抚称“福建台湾巡抚”、台湾布政使称“福建台湾布政使”、台湾彰化知县称“福建台湾彰化县知县”、台湾机器局委员称“福建台湾机器局委员”、台湾镇总兵称“福建台湾镇总兵”，有时提及地名也用全称如“以神灵显应，颁福建台湾嘉义县城隍庙扁额曰台洋显佑”。
话说1931年5月，著名教育家邰爽秋、程其保教授等“鉴于国内教育人员待遇菲薄、地位不稳及缺乏教养机会，遂约合教界同志创议设立教师节以谋补救，并议定该节日在每年六月六日举行，故又名双六节”。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福建省行政会议有提案谓：“闽台原属一家，距离密迩，交通便利，唇齿相依，关系密切，似应由省政府发动组织台湾视察团前往该省视察”。福建省参议会亦有提案称：“台湾为海疆重地，与八闽沿海为邻，千百年来移民垦殖，成为富庶之境”，“台湾光复以还，不啻福建多一分省，今后经济交流影响至巨，应即组织团体前往慰问考察”。
一年前的今天，我在中评新闻网发表《千字文代年及其他》。一年前恍若昨天，而今天则尚觉书不尽言。按照“千字文代年”之法，１９４９年(民国三十八年)记为“结”。历史似乎早有安排:两岸关系在１９４９年(民国三十八年)打了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式的问题，是“中国结”。一个中国的原则确保台湾问题不会成为死结，毕竟“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是“结”之“第一义”。
近日，学界友人杨仁飞博士发现并发来汪春源诗五首，铭感于心！诗稿藏于香港中文大学，诗稿的寄件人和收件人分別是台湾进士汪春源和许南英，诗稿的最初保存者则是许南英、许地山父子。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有一方碑刻，碑文是台湾进士李清琦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撰写的，题为《清封朝议大夫州同衔附贡生可林李公墓志》，副题为《清敕授宣德郎 貤封儒林郎 晋封朝议大夫州同衔附贡生可林李公墓志》。其文曰：
说来是30年前的事了。一天，俞元桂教授伉俪收到了叶明勋先生从台湾寄来的信，信里有阔别的离愁和相会的期待。俞老师和师母很高兴，让我看了信，并说起叶明勋先生及其岳家的往事。
恩师俞元桂教授逝世后，我仍然每个月到他的书屋来。然而,我再不能有同先生相谈甚欢的机会了。对着先生的遗像，我默默无语，师母见我难过，在一旁说：“你同我说话，俞老师也会听到，也会高兴的。……”
近读《台湾文物论集》（台北华冈书局，1984年6月再版本），见台湾学者陈汉光在《台湾冠籍地名的探讨》一文裡报告说：“陕西庄。陕西，系陕西省名，台湾省内以此為地名者只一处。陕西庄在今彰化县秀水乡陕西村。附考：查今该处有马姓，谓其族出扶风。按扶风即今陕西省凤翔县；但又谓其祖籍系来自福建省海澄县。考之：族出扶风无误，祖籍海澄亦无误；犹一般闽南人迁台后之谓族出河南，祖籍福建。”
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1840）《顺天府乡试题名录》，陈景亮名列该榜第二名，该榜解元是天津刘曰萼，陈景亮名列其后。陈景亮虽非该榜解元（即当年“北闱第一名”），却是当年的“北闱南元”。
1885年，台湾建省。那时，皇上就说了：“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连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在台湾建省的前一年即1884年，新疆建省。
台湾已故学者张炎宪教授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著作，被人以“治史起造台湾国”一语概括之。事实上，“治史起造台湾国”好比在浮冰上起厝（闽南语，起造房屋也），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陈水扁语）的事，枉费才学和心思。
清代康熙年间，祭祀朱子在台湾已经是制度化的官方行为。我们读官修的台湾方志，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巡台厦道高拱乾纂修的《台湾府志》卷之六《典秩》里已有记载：朱熹及其父亲朱松均作为“先儒”入祀台湾文庙。
我在中国评论新闻网写的《清代班兵制与福建戍台将士》，虽仅千字，却讲明了史上一事之梗概：1683年施琅统率的福建水师“进剿台湾官兵”，在1684年由征战转为戍守，成为清代首批福建戍台将士；从1684年到1895年的211年里，戍守台湾的重大任务，主要是由福建将士组成的班兵担当的。
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版）卷八第1册《职官志》所做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情况：其一，清代台湾各地、各级（府学、厅学、县学）、各种教职（教授、教谕、训导，清代台湾的厅学未设“学正”一职）641任中，有186任由福州人担任。
诗人的心思总是细致的。诗人吴德功在这两首诗里，“节遇端阳寂不喧”追记的是1895年台湾的端午节情景，“端阳佳节闹纷纷”句写的却是1896年台湾的端午节场景；“此日奚心弔（通‘吊’）屈子”句写的是1895年端午节台湾人民过节的心境，“家家沿旧为招魂”句写的却是1896年端午节台湾人民过节的情形：吊屈原，也为战死于抵抗侵台日军的台湾英烈招魂。
吾闽先贤、清末进士林步随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其女林子东（今年101岁）曾任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其子林墨卿（凌青）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他们都是受人敬重的福建省的老革命、老领导。本文要讲的是林步随的新式学历。
话说宋代大儒朱熹，到福建漳州当了郡守，便写一纸《诣诸庙文》，其文曰：“国家受天明命，奄有万方。分职任功，幽显无间。熹奉制勅，来抚漳民。永惟明灵，实同忧寄。莅事之始，祇款恤祠。敢竭愚衷，与神为誓。修身奉法，节用爱人。熹虽至愚，不敢不勉。驱除疫疠，时节雨旸，非人所能，是乃神职。吏有不吏，神得而诛；神或不神，则又奚咎？肴羞在列，馨香发闻。惟神聪明，鉴此心曲”。
古人称求雨之祭为雩祭，《说苑》： “大旱则雩祭而请雨”。从本质上说，雩祭属于迷信活动，它在客观上全然无力发生抗灾减灾的效应。如《荀子·天论》谓：“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有（犹）不雩而雨也”。
1978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东京举行刘明电先生追悼会》说：“东京华侨总会十月八日在东京举行追悼会，悼念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因病逝世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旅日爱国侨胞刘明电先生。
台湾进士许南英《南社同人在醉仙楼开欢迎会酒后放歌》，巧用森、家的析字和谢家宝树的典故，以谢家“森玉树”（即谢家“三宝树”也）一语指称台南谢家谢石秋、谢溪秋和谢星楼。今天，且听我说说他们的故事。
多年前,我在中国评论新闻网写过《1950年旅日台胞反对"台独"的两个故事》。全国台联老领导郭平坦读后告诉我,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他都了解,尽管有廖文毅等少数人在日本从事"台独"活动,但绝大多数旅日台胞是反对"台独"、热望祖国统一的,幷勉励我多讲讲旅日台胞的故事。
2019年4月，我在《漳州振成巷的台湾孩子》一文写道：“漳州振成巷曾住着汪、施等台湾人家。1963年，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亲笔致信漳州市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证明施英的革命经历和为革命牺牲的事实（图一）。
近日，漳州学界友人涂志伟先生发来有关台湾义勇队的“台湾批”（闽南语，台湾书信也）两页（图一、二），幷告诉我，漳州市台胞联谊会方丽云会长有就“台湾批”和“台湾义勇队与漳州”开展工作的计划，涂志伟先生愿意提供学术上的协助。我虽老迈，亦当勉从其后也。
西康《国民日报》1942年4月19日，发表《台湾之声——台义勇队长李友邦谈话》。其文曰：“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氏近自浙皖返渝，对记者纵谈台湾近况及其对于祖国之热望。
台湾进士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有一条记载：“光绪九年癸未（1883），二九岁。科试壹等。六月母蓝氏卒，当暑入山觅穴，至十月间始葬于二甲湾仔坪。葬时与吴姓兴讼，蒙台湾县沈江梅司马微服往勘，堂结息案”。这条简短的记载，涉及多方面的掌故。
台湾府城（台南）之小西门有一方“镇道示禁”碑（图二），碑文只有47个字，可谓极简碑文：“钦命镇守台澎挂印总镇府叶（钦命）分巡提学按司道徐 示 民商负贩，车牛往来，不许兵役勒索，特示。道光贰拾捌年陆月 日勒”。
研究民间信仰卓有成绩的福建学者魏应麒，从小有个小名叫“大哥”，长辈包括舅舅也喊他“大哥”（须知，舅舅往往作为母亲娘家的最高代表出现，如俗谚所谓“天上天公，地上舅公”）。
祖籍台南的汪毅夫不仅研究收藏“闽台抗战共同记忆”，他的曾祖父汪春源亦即抗日战争亲历者，曾在1895年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签订之际，联合台湾举人上书“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力主抗日保台。
1978年3月3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词》里热烈欢呼：“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昨天夜里，福建师大外文系林本椿教授来信垂问：“1980年以前，福建师大外文系有来自美国的女教师林东宁，记得她是台北板桥林家、厦门鼓浪屿菽庄主人林尔嘉的后人，她边教英文边学中文，很崇敬毛主席。您知道她吗？”
林崇智是从菽庄花园走出来的植物学家。据台湾学者郑丽榕《林崇智的台湾植物学研究》（载《台湾风物》第67卷第4期，2017）一文报告，林崇智于1897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
《台湾杂诗》之题记曰：“民国三十六年七月，愚应聘往台湾讲学。多瞻名宿，殊餍夙心。山林之秘，竞呈觞咏之情。托诸比兴，不务求工。斯盛揽胜之余，恒多郁勃。暇日书之，聊记鸿爪云尔。”
潘群《福州新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和徐明新《福建新闻史》（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版），均有关于福州“《闽报》记者台湾人李炉已”制造“水户事件”的记载。福州《闽报》（中文版）是日本人前田彪、井手三郎在日据台湾当局（台湾总督府）支持下，收购原《福报》（福建闽清人黄乃裳创办于1895年）设备，并由日本人中曾根武、宗方小太郎担任主编，于1898年1月创办的，社址设于福州南台泛船浦。
名人写给名人的信，往往要恭敬和自谦，又往往会涉及其他的名人。近日，福建省漳州收藏家柏庐主人让我看的谢云声致黄仲琴的信（1928.9.23），就是颇有讲究、涉及颇多名人的信，阅读时不能不有所考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