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漳州“开展与澎湖融合发展实践”是有历史条件的。

先说泉州与澎湖的历史关系。

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记：“泉（泉州）距京师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六岛（三十六岛指澎湖）”，又记：“自泉州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宋人赵汝适《诸蕃志》记：“泉（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元人汪大渊《岛夷志》（又名《岛夷志略》）记：“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林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蒸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百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三十五两，别无科差”（元代有“前至元即1264—1294年”“后至元即1335—1340年”，学界普遍认为汪大渊所记为前至元）；明人黄仲昭《八闽通志》记：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太守汪大猷在澎湖“作屋二百区，遣将留屯”；明人何乔远《闽书》引《宋史》、宋志记：“（澎湖）屿为泉州、兴化门户。昔人于此防琉球，而今于此防倭，有汛兵守焉。宋志：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泉）人乔寓其上，苫茅为舍，惟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剺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其人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犯。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师守御”。澎湖早期居民为泉州人，其后又有泉州人移民澎湖。例如，据泉州著名学者王连茂《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一文的研究，晋江新市武城曾姓、晋江安海颜姓、南安石井双溪李姓等家族都有族人移民澎湖。

现在谈漳州与澎湖的历史联系。

林豪《澎湖厅志》（1893年）记：“（明）万历初，倭寇猖獗，始分铜山、浯屿两游兵，分班轮戍”。铜山即东山，浯屿即金门，东山是漳州属地，亦是水师驻地；游兵指游击（明代武职，总兵以下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各官）统率的士兵。这是明代漳州之东山“游兵”，参与“分班轮戍”澎湖的历史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攻克澎湖、进剿台湾。福建水师，兵员俱属福建“土著”，是福建子弟兵（其中包括漳州子弟兵）。他们“进剿台湾”后，于1684年奉旨就地留守，成为清代戍守台湾的首批福建子弟兵。此后一直到1895年，清代台湾（包括澎湖）实行班兵制：兵“皆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谓之班兵”。

清代戍守澎湖的班兵人数，时有增减。胡建伟《澎湖纪略》（1770年）记其总数为125人（战兵64人、守兵61人）；蒋铺《湖湖续编》（1832年）记其总数为431人（战兵180人，守兵251人）；林豪《澎湖厅志》（1893年）则记其总数为124人（战兵49人，守兵75人）。

据林豪《澎湖厅志》，戍守澎湖的班兵主要来自“水提、铜山、南澳、闽安四标”。清代总兵以上统率的部队称标，提督统率的部队称提标（水提标指水师提督统率的部队），总兵统率的部队称镇标。

以清代班兵制为管道，东山同澎湖、同澎湖所属的台湾构成密切的联系。其一，按照规定，班兵3年期满，由原营派出同额兵丁前往替换。据《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议准，台湾营兵以三年为满，由内地各营选军力精壮，有身家者，拨往换班。在澎湖实行班兵制的200余年间，不时有铜山营兵往来于东山、澎湖之间，东山、澎湖都是铜山营兵的常驻地。其二，清廷准许班兵“年逾四十无子者”搬眷随军，又许兵丁就地娶亲，余文仪《台湾府志》所录《恤赏条例》并规定“兵丁娶妻及子女婚嫁各赏银三两”。许多退役班兵遂因家口在澎而定居焉。其三，由于铜山营兵在澎湖有一定规模，亦有一定势力，澎湖自然成了东山移民的流向之一。台湾学者余光弘报告：“在清中叶后（澎湖）左营中人数居第二的铜山兵也引入不少人移居（澎湖）妈宫”。

在今之澎湖，“铜山”与“提标”一样，成了澎湖居民自述其祖籍的用语。1970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的学者王诗琅、林衡道等到澎湖召开“澎湖县史迹调查座谈会”。席间，学者同当地人士有这样的对话：“（蓝丁贵问）提标一词之解释，诸说纷歧，未知是不是福建的一个地名？（王诗琅答）也有人把提标解释为一种职名。事实上清时水师的确有过这样一个职衔”。澎湖民间信仰里还有“提标祖”之神。这是很有趣的。另据台湾学者余光弘报告，日据初期澎湖妈宫市区自称“铜山人”的居民有140户770人，占人口25.5%。

东山至今保存有“班兵墓”，是在澎湖阵亡或病死的东山班兵墓葬，是漳州与澎湖历史联系的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