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从友人处借得一套12册《中国教育年鉴》，心中很是欢喜。连续十余天，朝夕翻撷，收益良多。

我从1948年编纂的《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第三册），看到关于光复初期“台湾省推行国语教育”的精准记录。譬如，“过去五十年间，日人在台施行其日本‘国语’教育，可谓得到惊人之成功，也可谓完全失败。日文日语几乎完全代替中国之汉文汉语，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复以后台湾同胞立刻对日文日语表示厌弃，而急切要学习祖国语文，此即日人之失败。日人之成功，由于其方法周审而毒辣；而其失败则因为无法攻破台湾同胞之‘心防’。日本人仅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心。光复以后，台湾一般同胞在语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个受骗之儿童，被治成哑吧，忽然返家，见亲人，喜之欲狂，而干哭，有言而不能语”；又如，“日人在台省推行其日本‘国语’教育，使台省原来通行之闽语，停止在半世纪前之阶段，未能继续吸收新成分；因而在学术文化方面，台省通行之方言已经感到不敷应用。又因日本在教育上强制使用日文日语，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养成使用日语之习惯，说日语较说自己之母语更便。所以台省通行之方言即丧失其原有之方言地位，走上死亡之途。有人认为方言死亡，正是推行国语大好机会，惟经过观察验证，发现方言丧失效用，即予推行国语极大阻力。台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容，曾撰文阐明此义，题为《恢复台湾话应有之方言地位》。经过一番争辩，社会人士始有觉悟”，“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发表论文数节，题《台语音系还魂说》《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亦曾经过怀疑与争辩，而后取得社会之承认”。这是对于短时态的、光复初期台湾推行国语教育的、得其要义的历史记录。1949年以后，情况不再若此。台湾同胞的历史记忆不再是“从台语学习国语”，而是“讲国语而不准讲方言”。

我又从1948年编纂的《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第四册）读到对于光复初期台湾边地教育的精辟阐释。《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1941年）规定：“蒙藏及其他各地语言文化具特殊性质者，一律施以边地教育”。由此出发，《中国教育年鉴》逐步解释阐述而及于台湾的边地教育：边地教育属于边疆教育，“边疆教育之范围，显然以文化边疆为准绳”，质言之，边地教育乃至边疆教育即少数民族教育也；“中国边疆民族，依其语言的系属，可分汉藏、阿尔泰、印欧、南亚及南岛五系”；“在台湾之太么、萨衣设特、蒲嫩、朱欧、派宛、阿眉、野眉等族均属南岛系民族之‘高山群’，人口约共十五万至二十万”。我注意到，这段精辟的阐释里有高学术含量的内核。譬如，“文化边疆”的学术概念后来传入台湾，台湾学者的名著《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应该是同“文化边疆”的学术概念有密切关联的。又如，台湾太么、萨衣设特、蒲嫩、朱欧、派宛、阿眉、野眉七族之名，悉出于林惠祥的学术论文《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年，发表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辑刊》第3期）。又如，“南岛系民族之高山群”语近于“南岛语系群族”，可以是为台湾“边地”民族命名的备选族称。

附带言之，年鉴在各种刊物里有“刊中之王”的地位，年鉴的编纂宜有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参与。在《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的编审委员名单里，萧家霖曾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是语言学家；凌纯声是林惠祥在中研院的同事，民族学家，曾任边疆教育馆长、边疆教育司司长。我想，《中国教育年鉴》关于光复初期“台湾推广国语教育”的精准记录、对于光复初期台湾边地教育的精辟阐释，当然分别同萧家霖、凌纯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