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有“无聊才读书”句。以我个人的睡前阅读经验，最是无聊、最具催眠效果者，莫过于读自己写的书：翻撷未了，昏昏欲睡矣。有鉴于此，近读拙著，专读书末的《作者后记》，这才发现当年的写作习惯：写完书稿就好好地说自己几句。譬如，《台湾近代文学丛稿》（1990年）之《作者后记》谈自己的治学与经验：“当我将本书书稿交给海峡文艺出版社时，我忽然感到激动，像小孩子过节一样激动。我是1987年11月从福建师大中文系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在母校，我攻读的研究生专业和担任的教学课程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了文学研究所，领导建议我兼事台湾文学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于1988年3月选取‘台湾近代文学研究’为近一、二年内的主要科研课题。我注意到，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方面，成果也以作家作品的评论居多。我想，我应该在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在文学史实的考据方面做一点工作”；又如，《台湾社会与文化》（1994年）之《作者后记》讲个人的经历和操守：“写完本书，感慨良多！我在16岁时（1966年）失学，其后，务农、打工，1978年重得就学时已经28岁，毕业后担任了五年大学教师，接着专事研究工作。我觉得农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劳、学生的谦逊、教师的淡泊，乃是一名学者应有的品质。我以此自勉，不敢稍忘”；又如，《闽台地方史论稿》（2011年）记自身的心境和处境：“本书写作过程中，我遭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是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孤独和无助。初到北京的一年又八个月里，我单身寄寓于机关近旁的旅舍里。查当时日记，有些片段承载着孤独感。如，‘周日。今天在机关看了一天书，午饭是两块烧饼，终日未得与人通一语。走出机关后门返回旅舍，西老胡同的一只小狗冲着我叫汪汪，记得幼时伙伴也曾喊我汪汪，那么小狗应该是同我打招呼了，感到一丝暖意’；又如，‘下班后到晚饭前的一个小时，当然只有一个消遣的去处，到景山公园散步去也，天冷风大，游人稀少，我沿着墙根走了八遭，总共只看到五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抱在一起的。偌大的公园，空荡荡的，我的感觉也是空荡荡的’。由于常用的书不在手头，常相与切磋的师友也不在身边，写作时经常为了一本书或一个问题而中断。其次是病痛和工作状况的困扰。乍到北京，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饮食，加上老伴尚未随调到京，遂不守作息和饮食规则，有时通宵看书，有时不想吃饭，体重减了近20斤，还以减肥成功自嘲。2008年和2009年多次因病住院，2010年则在工作上遭遇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官场现形记》语，见该书第44回）”。

2018年6月退休前后，我不再写书了，改写学术短文。近日，我像守财奴般数了又数，已写学术短文近700篇。守财奴点钞会听到钞票发出令人愉快的声音，我细点学术短文却发现：我写的千字学术短文，也常在临末来一段“附带言之”，有如书之《作者后记》。这些“附带言之”，并非言不及义，而是微言及于义。譬如，《中国民俗学史的福建时期》之“附带言之”说：“本文是2014年9月17日，我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大意。我在演讲时说了，这是一个可以做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时期。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陈益源老师的博士生李姿莹听讲后，在陈益源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俗学福建时期研究》，令我读而感佩。李姿莹博士现已入职闽南师范大学，并同该校毕业的一位帅哥结了婚。两岸学者、师生和学生之间的因缘多么美好可贵”；又如，《台南延平郡王祠》是针对岛内某些人的“去郑化”活动而写的，文之“附带言之”说：“在民间信仰里，有一类生前忠义、身后威灵的神明。传说中，这类神明（如郑成功）在从人到神的转型过程里多有暴毙的情节。正如台南大佬谢雪渔所言，郑成功身后作为神明甚是“威灵”。人们相信，有辱这类神明必遭报应，此亦舆情也”；又如，《清源太守鬓如蓬，杯酒端为庶民斟》之“附带言之”说：“多年前，福建老台胞陈正统曾尖锐地指出：台湾文化本土化是徒劳的，‘台独’分子最终会发现，本土化基本上就是闽南化。闽南文化是针对‘台独’的利器。记得当场竟有人说：从来没有闽南的说法，何来闽南文化？无知而口狂。宋人王十朋的诗里不是分明有‘一梦断闽南’之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