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辛亥革命先烈林觉民的《与妻书》，我的感觉总是：林觉民在用他的生、他的命、他的生命的历史，证明一个大写的义。

林觉民牺牲前写了给妻子的《与妻书》，信中说：“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也写了给父亲的《绝命书》（又称《禀父书》），其文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多年后，当林觉民的父亲在“垂老吃亏”的境况里病逝，林觉民的儿子林仲新以“不孝承重孙”的身份和名义发布《哀启》。这份《哀启》也是珍贵的文献。林仲新在《哀启》里说：“先严讳觉民，字意洞，既而由全闽高等学堂毕业，命赴日本庆应大学文科留学。未几突有辛亥三月念七日广州之变。预寄《绝命书》于先大父曰：儿告大罪，儿今死矣。然儿所负大人者不过垂老吃亏，至所益同胞甚大。致先慈书曰：吾死汝尤当善抚遗孤，他日使成吾志，则意洞死而不死。”《哀启》概括引述了《与妻书》《绝命书》的要言要义。

如《与妻书》《绝命书》所言和《哀启》所概括，林觉民一生追求的是“以天下人为念”，“乐牺牲吾身及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大有补于全国同胞”；“所益同胞甚大”的民族大义。

台湾同胞具有民族大义的光荣传统。当年同林觉民一道冲进衙门、关入大牢的战友里就有台湾同胞。譬如许赞元，他是台湾进士许南英之第二子，是广州起义的参加者和幸存者。许南英的《自订年谱》有许赞元“入黄埔陆军小学”和“投革命军”的记录，许赞元的生命史里则有投身革命、参加起义的光荣。

现在容我回头从1895年说起。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包括“割让台澎”条款在内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台湾进士丘逢甲高呼“海上谁来建义旗？”台湾各地人民高举义旗、编练义军，“誓与倭人不共戴天”。

三月二十四日，台湾进士丘逢甲刺指血书“抗倭守土”，并以“工部主事，全台义勇统领”的名义领衔联名上书朝廷，其文有一“义”字、有“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部誓死守御”之语。

四月初四日，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与在京任职的台湾进士李清琦、叶题雁联名上书，悲愤呛响的也是一个“义”字：“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做义民“。

从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订，至九月三日台湾全岛沦陷，台湾各地义军，武装抵抗日军人侵，在台湾将中日“甲乙之役”、将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这当中，有台湾进士许南英率义军转战于台南，1895年九月三日，日军入台南，台湾全岛沦陷。当日军“悬像遍索”的最后一刻，许南英方才于九月初五日在乡人护送下离开台湾。

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发动了多次反抗日据当局的武装斗争。台湾学者洪弃生的《台湾战纪》上、下卷分别记录了台湾人民抵抗日军入侵、反抗日人统治的武装斗争。日据台湾时期的50年里，台湾人民的文化坚守证明的也是一个大写的“义”。日据当局要求其“新领地人民”即台湾人民“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及精神上的“对事物之看法”，“完全日本化”。面对异族的文化侵略，台湾人民以反对日人的文化侵略、坚守中国的固有文化为天职。日据当局终于承认：“（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去了40余年，但现在保持着原来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

“40余年”过去了、50年过去了，台湾同胞并没有被“日本化”、并没有成为日本人。台湾光复，台湾的一切仍然是中国的。从总体上说，台湾同胞用50年生命的历史，集体证明了一个大写的义、证明了民族大义。

从林觉民的《与妻书》说到台湾同胞，我想说的话是：两岸同胞有“共担民族大义”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