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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作的后续工程
汪毅夫
2022年12月06日

注解古书(包括古代经典著作)的工作开始于汉代,而汉代的经典著作在魏晋南北朝各代、在唐代已有专门的注家注本。譬如,汉代经典的历史著作《史记》(司马迁),其著名的注家注本有号称“三家注”的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作为《史记》的后续工程,“三家注”考证其人名地名、考核其史实典故,实际上是《史记》的补充。宋代将“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后,正文和注解浑然成为《史记》“三家注”本矣。

台湾学者连横的《台湾通史》写成于百年前的1918年。近30年来,吾友邓孔昭教授用功研读《台湾通史》,有专著《〈台湾通史〉辨误》(1990年)及其增订本(1991年),以及考证考核《台湾通史》涉及的人名地名、史实典故的专文多种,并应北京商务印书馆诚邀,为该馆2010年12月版《台湾通史》撰写《连横先生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连横与〈台湾通史〉》,附于书后。

邓孔昭《〈台湾通史〉辨误》封面

邓孔昭教授为传世百年的《台湾通史》所做的后续工作,属于历史著作的后续工程,对《台湾通史》的后续传世有相当正面的积极意义。

(2018年7月5日记于北京)(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责任编辑:邵冰琦】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