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台湾研究、尤其是台湾文学研究的朋友，应该读过吴浊流、读过他的《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如果我们于此不疑处疑之，层层设问，就会发现一个又一个可资研究的问题。吴浊流写《亚细亚的孤儿》的写作用语是白话(国语)吗?不是。他用日语写作《亚细亚的孤儿》，我们所读的白话(国语)版的《亚细亚孤儿》是译本。于是，日文原著与白话(国语)译本之间的比较，一个“版本学”的选题被发现了。吴浊流只会用日文写作吗？不。他用文言文写了很多古诗，并希望死后在墓碑写上“诗人吴浊流之墓”。如果他用文言文写小说，写的便是文言小说。台湾现代作家用文言写作的作品是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吗?当然是。文言作品是旧文学，称不上是新文学，却是现代文学作品、是现代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是日文、文言文、台湾方言和白话(国语)。用日文写作的作品得到采认，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品为什么不得采认？现在，我们发现又一个论文选题了：文言文与台湾现代文学。须知，在日据台湾时期，坚守旧文学的阵地、坚持用文言文写作本身就具有抵制日据当局强制同化的积极意义，谁谓不然？在台湾光复以后几年间，得国语运动的配合，台湾文学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里又有若干论文选题：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与台湾文学，台湾现代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之30年历程。

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总会遇到困惑，如美国学者丹顿所谓：“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这些事物。选取文献最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沿此线索，甚至可能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观。”(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第20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于不解处解之，有了问题便不是问题，有的问题是可以成为论文选题的。汪爷爷老了，但不唠叨，就此打住。祝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