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人王松《台阳诗话》（1905年）记：“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王松此话似乎语有微词，但我每次引用总是心生感动。试想，清代末年，风雨飘摇，国家多难，财政亦极困难，台湾则沦于日人之手“已经十载”，而台湾同胞“习气犹存”，热衷科名、迷恋“汉官之威仪”者“不乏其人”，至其“寄金”，则于国家财政不无小补。这是令吾人心动处也。然则，科举毕竟有其弊端、捐纳毕竟属于秕政，吾人又当有说焉。

科举同捐纳的交集在于，捐纳的项目包括卖官鬻爵，也包括出售科名。科名里有监生、贡生可以捐纳。捐纳而来的监生称例监或纳监，捐纳而来的贡生称例贡或纳贡，以其援例捐纳取得监生或贡生资格也。取得监生、贡生资格，用于炫耀，属于世俗行径；为了参加乡试，则是文人路子。例监（纳监）、例贡（纳贡）经国子监推荐（取得监照），均可参加顺天府乡试。譬如，清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张集馨到京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又经国子监考到（即入学考试）和录科（相当于各地生员于乡试前一年接受的科考，合格者即有参加乡试的资格），旋参加顺天府乡试并胜出为举人。张集馨后来中进士、点翰林，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最迟到了清光绪末年，似乎可以在当地捐纳取得监照，经当地官府批准，参加当地乡试了。譬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台湾文人连横到厦门捐纳取得监生资格，并得参加当年举办的福建乡试。至于科名里的生员，曾以“生员名目”或“生员名色”做过有名额和止期限制的买卖；而举人开捐，据文廷式《闻尘偶记》，“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以百名为限”，“举人开捐，至丙申春，应命捐纳者仅二人”。甲午为1894年，丙申为1896年也。